党的统战政策的威力

——记大连解放初期党争取、团结、教育党外知识分子二三事  

 (乔 传 珏)

一

1945年8月大连解放的时候，我正在一家私营的政记工厂工作。那时候的心情真是难以言喻，一股胜利的喜悦充满了心头。大连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经受40年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大连人民，从此扬眉吐气，堂堂正正地成为中国人了。

在这块被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土地上，祖国的思想、文化被隔绝于外，进步的声音更难听到。抗战胜利了，大连解放了，一般青年并不知道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民抗战的浴血奋斗史，反倒以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的功劳，国民党才是“正统”。旅大刚解放时，我对国民党打内战的严酷事实也感到迷惑不解，加上工厂停工，便暂时返回乡里居住，坐观形势发展。但见人民政府成立，处处为群众着想，开始感到共产党为人民谋福利不是一句空话。

1946年2月，记得是元宵节的前一天，我在大连街头偶然与分别8年之久的张有萱邂逅，他是我在旅顺工科大学读书时下一班的同学。故友重逢，喜出望外。他劝我进城，投身新旅大的建设中来，一番叙谈，情真意切，可我并未当即应允。哪知道张有萱求人心切，不厌其烦，两次到营城子乡我家探望，给我勾画新旅大的发展前景，陈述当前正是用人的时候，肺腑之言暖人心肠，恳切之情难以推却，我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方知，张有萱两次相邀，绝非仅为同学之谊，而是受党之命。他离乡从戎参加革命，早已成了党的领导干部。市委书记韩光同志听了他关于我的情况汇报后，就对张说过，乔既然表示拥护民主政府，就要积极争取他出来工作，并通过他，联系更多的知识界人士出来工作。

知识分子的快慰莫过于信任，莫过于在信任下的放手工作。既然出来工作，我心头也颇有一番热情，希望干出一番事业。首先想到要有人，要有一支队伍。张有萱同志提出建立一个组织，可以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这番设想正合我意，便商议成立辽东技术协会。我们四下活动，广交朋友，不少知识界人士纷纷参加。我和张有萱、方振宝、韩建国、卢士祥5人，就是作为这个协会代表参加了1946年3月召开的大连市第二届临时参议会。  

我们5人在会上联名提出1条提案，就是创办1所工业专门学校，培养建设人才。参议会主席团成员韩光对我们的提案十分重视，立即采纳，并当面责成我负责这项筹备工作。当时我想，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办事很讲效率，就此一桩，可见一斑。但对此重任，我担心力不从心。韩光同志告诉我，建设民主新旅大，培养人才至关紧要，让我在办学中积累经验，在实践中提高本领。当时旅大党组织虽未公开，但我心中有数，党之委托一旦受命在身，即应积极认真地去完成，旋即四处奔波，借校舍，请教员，订计划，一种责任感驱使自己只可办好，不可办糟。

为解决校舍问题，我同当时市政府秘书长朱秀春一同去中长铁路大连分局与苏方代表交涉，因“南满工专”校舍原属“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财产，我们要求把它借过来办学校。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就开始筹备。这就是现在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南院的那座楼。接着，我们又去金县，把曾在哈尔滨工科大学任教的孙廷烈和我在大学时的同学王绍廷请出来办学。王绍廷又联系上他的同乡于锡涌(南满工业学校毕业)，像这样滚雪球似联络人才，到学校开学前已聘请了20多位教师，又聘用了10多位曾在旅顺工大任教的日籍教授，让他们担当辅导教师或编写教材，使学校初具规模。

1946年11月6日，大连工业专门学校举行了创校典礼。原先设有机械系、电机系、化工系、采冶系、土建系，由王绍廷任机械系主任，隋云桂任电机系主任，林钧材任化工系主任，孙廷烈任采冶系主任，刘宗功任土建系主任。后因招生人数不多，合并成机械和化工2系及1个实习工厂。我担任校长，孙廷烈任教务主任，陈维帆任教导主任。陈维帆是延安马列学院过来的干部，主要负责全校的政治工作。事务主任由林钧材担任。还有张世钧、王焕庭、葛成钧、于延年、张名大、董万堂、王立身、姜广大、于宗校、石钟玉、王炳文、郭永江、王焕庭、张士军等一批教师，队伍颇为可观。当时党对知识分子的待遇相当优厚，工专教师薪俸与市长相等，大家也乐于为民主政府培养建设人才。

工专学生主要来自旅大解放时刚毕业的中学生，报名者甚多，录取时从严。记得招生考试就非常严格，命题组留宿校内，我直接参与工作，强调不能马虎，更不得徇以私情。为了慰问辛苦劳动的命题组各位，我特地从老家拿来苹果、鸭梨分给大家，各位虽辛苦劳作却很愉快欢畅。第一次招生100多名，学制2年，学习大专课程：为了让贫苦的青年也能得到求学机会，真正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建国技术人才，在工专开学之前的1946年9月20日，市政府教育局曾公布工专学生优待办法，对革命先烈子弟、革命军警子弟、家境贫苦无力供给求学者、公教人员子弟等，给以公费、半公费待遇，并一律免收学费、讲义费、试验费和住宿费。这一办法颇受广大学生欢迎，尤使贫苦子弟有了深造的机会，他们学习劲头更足。

当然办学也非一帆风顺。开学不久，混进学生队伍中的一个国民党员，煽动不满情绪，鼓动学生罢课闹事，想把学校搞垮。陈维帆首先掌握了这个情况，与我们商量研究，立即将那个学生开除，使其阴谋未能得逞，学生思想更加稳定。

当时大连已成立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我作为教育、科技界代表，当选为办事处委员，工专也是在办事处领导下工作，从华东解放区来旅大担任文教委员会主任的袁牧化同志，则负责主管经常性的工作。

大连工业专门学校是我们党较早创办的一所培养建国技术人才的学校，从1946年8月筹建到1949年4月并入大连大学，培养出一批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在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党重视教育、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

除此之外，我还参加了辽东技术研究会的创建与领导工作。这个研究会的主要宗旨是团结、争取原在大连尚待遣返的日本教授和技术人员，组织他们学习时事政策，从事科技咨询工作。大连工专成立时，他们当中一些人在校担当辅导教授，一般工作勤恳，愿为建设旅大发挥专长贡献力量。我当时是研究会会长，张有萱为副会长，沈扶为秘书长，彼此之间协作共事，工作也颇有成效。

追溯往事，我所尽力参与组织的辽东技术协会、研究会和工专工作，只是党领导下团结、培养知识分子工作中的一小部分。党对这项工作眼光深远，魄力宏大。当时大连还先后创建了建国学院、电专、文专、医专等，把培养人才的工作抓得很紧，足见党对知识分子的厚爱。旅大解放初期党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实践，为1949年初旅大党组织公开时提出“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发展文化，培养干部”的方针，提供了实践经验，奠定了基础。

二

从我参与创办工专并担任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委员开始，我就参加了旅大地方政权的建设工作，直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深深感到党对党外人士的尊重、关怀和爱护。

1946年9月成立的行政联合办事处是个临时性质的地方机关。为了粉碎国民党从1946年下半年，特别是1947年初叫嚷“接收”大连政权的阴谋，必须建立正式的地方民主政府。1947年4月大连市、大连县、旅顺市、金县选出的代表在旅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宣告关东公署成立。考虑到旅大地区的特殊性，选举迟子祥为关东公署主席，刘辛垣(即刘顺元)和我被选为副主席，陈瑞光为秘书长。会议还选举了民政、工业、商业、交通、卫生、农林、教育各个厅厅长和公安总局局长。除民政厅厅长张致远、公安总局局长周光、法院院长乔理清外、各厅厅长都由党外人士担当。公署成立后，主席、副主席办公会议又提出了各个副职人选，一般都是党内同志。

在讨论任命厅长以前，秘书长陈瑞光让我负责做财政厅厅长宋承章的工作，争取安排旅大联合行政办事处财委主任姚醒吾为财政厅副厅长。姚是从新四军过来的财经专家，担当这个职务是比较好的。我通过工专我的学生，把宋承章接到我家商谈。我说，统管金县、大连市、大连县和旅顺市的财政工作很不好做，还是由联办的“老人”出面帮助您较为合适，不然事情难办。有人提议由姚醒吾出来当副厅长，这样，你这个厅长就好当了。宋承章当时表示应允。不料第二天回旅顺开主席、副主席扩大会议(厅长们也都列席)，当谈到财政厅副厅长人选时，迟子祥抢先提出另外人选，宋承章也表示同意。我的一番努力全算白费，不由发起火来，退出了会场。还是陈瑞光劝我顾全大局，回到会议桌上来。最后财政厅副厅长人选还是按迟子祥的提名通过的。我们的想法虽未得实现，但陈瑞光同志光明磊落，处事大方，纵观全局，有退有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解放初期，一些知识青年的盲目“正统”观念较重，对共产党缺乏理解。大连市政府成立不久，就有人到政府门前聚众闹事。副市长陈云涛会同陈瑞光同志把闹事的学生请到礼堂，让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什么话都可以讲。陈云涛、陈瑞光也据理辩论，澄清是非，驳斥错误言论。有的人不服，甚至喊出打倒大连市政府的口号。陈瑞光同志毫不退让，有理有节，能言善辩，稳住了局势。

在关东公署内部，陈瑞光作为党的一名负责干部，对非党干部孙廷烈和我以及农林厅副厅长周明安等人，视为进步力量，团结相处，亲密无间，彼此尊重，肝胆相照。而对工业厅厅长陈民立(解放前开设新民铁工厂，大连刚解放就把工厂献给政府)、卫生厅厅长杨凤鸣(旅大解放前开设岐山医院)，则帮助他们认清形势，晓以大义，积极争取。有时星期天公务脱身，陈瑞光约我到杨凤鸣家做客，叙谈家常，启发开导，做好他们的工作。在迟子祥罪行未公开揭发之前，则是又团结又斗争。前面所述，在财政厅副厅长人选问题上的让步，就是从团结出发。教育厅厅长孙廷烈提出教育经费一事，迟子祥卡住不批，弄得孙和我都心中不快。陈瑞光同志出面支持我们，最终通过了教育经费预算。

1947年12月5日，关东公署由旅顺迁来大连。1949年4月，旅大地区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将关东公署改称旅大行政公署。之后，主席、副主席，各厅厅长都进行了调整。在此以前，迟子祥的罪行已被察觉。韩光同志和陈瑞光同志与我同去迟子祥家，劝他辞退关东公署主席职务。而迟子祥仍不自觉，还想保留顾问头衔。对此韩光同志婉言拒绝。迟子祥迫不得已只好辞退主席职务。在代表大会上，选举韩光同志担任旅大行政公署主席，李一氓为第一副主席，我为第二副主席。

我从1946年初参加革命工作，继而参加关东公署、旅大行政公署、旅大市人民政府、旅大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每一点进步，每一项成绩，都受到党组织的信任，都与地方党的主要领导同志的关怀、培养、教育分不开。特别是韩光同志，经常在星期天约我，一起视察农村、工厂，让我多深入基层，多接触群众，不断提高工作水平。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都是如约而去。能与党的领导同志同去基层，也是自己学习提高的机会，从中也确实打开了眼界，增长了才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旅大市要集会庆祝党的生日。任仲夷同志通知我要在大会上代表党外人士讲话。我受此重托，当夜准备发言讲稿，并在大会上歌颂了党的正确领导和党所制定的正确方针政策。我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悟出党是为人民群众的，是深受人民爱戴的道理。作为党外人士，应严格要求自己，紧紧团结在党的旗帜之下。领导同志赞扬我的发言讲得很好。当时报纸还将我的讲话全文发表了。

我是在党的关怀和爱护下成长起来的一名知识分子，我深深感受到党的统战政策的温暖和英明。今天，我虽然还不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内的一名成员，但我要做共产党旗帜下的一名战士。在年逾古稀的垂暮之年，党还给我种种荣誉，委以重任，我当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继续为党和人民多做工作。

编辑：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