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大解放初期的韩光

易  成

1912年3月24日，韩光出生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一个贫苦家庭。1929年，他在17岁那年参加了革命。九一八事变后，他曾与杨靖宇、赵尚志在东北地区的磐石、珠河等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5年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8年回国，在延安中共中央统战部任职。1945至1952年，韩光在旅大工作。那个时候的旅大，是苏联驻军的特殊时期，韩光通过他出色的工作，为旅大党政警群机构的建设和安定民生、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初期旅大地区的社会状况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大连，旅大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这时候的旅大，虽然由苏军实行军事管制，但地方治安仍由原日伪警察来维持。“交通受阻，商行关闭，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盗匪四起，枪声不断，社会秩序混乱，人民惶恐不安。”有人这样形容当时旅大地区的治安状况。据历史资料记载，仅在1945年9月5日至9月22日的十几天时间里，大连市区内遭抢劫的就有粮厂、煤场、木材厂、酱油公司、青果会社、油脂会社、山林、仓库、码头、飞机场等和数十户居民。

这个时期的旅大地区各种政治势力并存。1945年8月18日，大连伪商会会长张本政和大地主兼资本家邵慎亭等人成立了“大连地方自卫委员会”(“自卫会”很快改为“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苏军进驻旅大的第二天，张本政等便拜见苏军警备区司令官，提出要协助苏军维持地方治安，得到苏军的许可，并从苏军那里领取了枪支。1945年9月10日，国民党公开挂出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牌子。但不久之后，苏军当局发现国民党大连市党部进行反苏宣传，收集军事情报，于是在当年的10月下旬将其取缔。同时，旅大地区的各种反动会道门也大肆活动，进行拥美、蒋，反苏、共宣传。

当然，此时在旅大地区最具实力，在群众中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共产党大连地方组织。苏军进驻旅大的第二天，中共大连“抗盟”分会的张世兰、张寿山等共产党员，连夜赶写欢迎苏联红军，庆祝解放的标语，贴遍大连市各交通要道。8月26日，大连地方党组织又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决定组织武装，配合苏军维持社会秩序。9月2日。由原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唐韵超等人发起，召开了有52个大型厂矿工人代表参加的会议，成立了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后改称为大连职工总会。在不长的时间里大连职工总会发展会员2万多人，建立了700多人的护厂队，有效地维护了各个厂区的生产秩序。

受彭真委派，韩光初来旅大

抗日战争后期，韩光在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任副书记。1945年10月初的一天，东北局书记彭真把韩光找去，告诉他，东北局决定派他去大连与苏军进行交涉，以解决我华东解放区部队从胶东半岛渡海由辽宁庄河一带登陆进入东北腹地的问题。

当时，我方人员渡海乘坐的都是一些小木帆船，常常会被风吹到苏军管区而被苏军缴械并扣留审查。当然苏军在确认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后，还是可以放行的。但如此一来，大大延误了我方进入东北腹地的时间。

韩光在苏军司令部驻地大和旅馆(今中山广场的大连宾馆)见到了苏军驻旅大地区司令官高兹洛夫中将。听说韩光是中共东北局派来的，高兹洛夫很热情。几乎没有费多少周折，韩光就与高兹洛夫达成了一致意见，问题得到解决。此后，我方人员如果白天在大连登陆，苏方则暂时“扣留”。到了晚上，苏军便悄悄还枪送人。韩光当然明白，这是苏军为了掩国民党在大连多如牛毛的军情人员的耳目。

韩光此行大连的另外一个重大收获，就是为在旅大建立健全中共大连地方组织，把对旅大地区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中共的手里做了前期工作。

高兹洛夫问韩光，“你们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大连?”。韩光一楞，马上说：“怎么不要？我们不仅要大连，而且还要全东北、全中国呢!”，高兹洛夫又问：“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派人来? 你们再不来，国民党会把你们的脖子卡住!希望你们尽快派一位市委书记来，把市委建立起来，把市政府也建立起来。”高兹洛夫告诉韩光，“大连市政府的市长已经由莫斯科方面选定，是大连本地的一个商人……一个商人当市长并不妨碍你的工作，你们有副市长，再派一个秘书长和公安局局长，实权还是在你们手里。”为什么这个市长要由莫斯科决定，而且要用本地的一位商人，高兹洛夫就此对韩光进行了解释。这是苏联出于外交上的需要而采取的策略。因为依据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大连为一自由港，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如果苏军明显表示支持中共旅大组织，国民党政府就会攻击苏联破坏条约，干涉中国内政，从而造成苏方外交上的被动。而启用本地大商人当市长，则避免给美蒋以口实导致苏方外交上的不利局面。

韩光又问：“还需要什么人?”高兹洛夫说：“教育局、民政局，应由你们派局长，广播电台、报纸是宣传舆论工具，要牢牢掌握。你们可派一个台长和报纸的主管。”韩光接着问：“为什么没有提到财政局长?”高兹洛夫说：“财政、工业、商业、银行的正职已从本地工商界人士中选了，你们选派副职，一样掌握实权。”韩光抓住时机，沉着果断，为我党接管旅大奠定了良好基础。

领导建立旅大党、政、警、群机构

1945年10月12日，完成了在大连与苏军的交涉，韩光乘坐苏军的飞机返回沈阳，把大连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彭真等作了汇报。

彭真及其他东北局负责人认为大连形势很好，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快搭起旅大市党政警群领导机构的架子，迅速开展工作。随即，东北局决定任命韩光为中共大连市书记，并由韩光带领一批干部来大连组建旅大党政警群机构。

10月中旬，韩光返回大连，与高兹洛夫将军在第一次会见的房间里，进行了第二次会谈。高兹洛夫指着中山广场的一栋楼对韩光说：“国民党市党部已经早来到了，我已把那栋楼拨给他们，他们已经公开挂出了牌子。你们来了，也拨给你们一栋楼，也把牌子挂出。你们中国正在实行国共合作，在大连，你们有条件把这个合作搞好。”

韩光觉得此事关系重大，没有立即表示同意，只是答应待研究以后通知苏军。

当时的中共大连市委是否需要公开？韩光认为，从全国形势看，国共合作很不牢固。抗战结束后，华东、华北、西北等地国共摩擦从未停止。在大连，国民党虽然先我而入，公开挂牌活动，但并没有什么力量，且受到苏军当局的严格限制。这样让他们处于明处，我方暂处于暗处，抓住实权，打好基础，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也更有利于同国民党开展斗争。韩光和大家经过反复思考研究，决定中共大连市委暂不公开，并把这一决策报请东北局领导批准，也向苏方作了说明。东北局同意韩光这一决策；苏方也表示相信我方会把事情办好。无论如何，苏方都会站在我方立场。后来的实践证明，韩光决策是正确的。

11月，大连市委正式成立，韩光任书记，下设市内5个区委以及旅顺市委和金县县委。1946年7月，大连市委改为中共旅大地委，韩光任书记。市委的办公处对外称公安总局训练处。市委成立后，东北局陆续又派来一些干部，其他解放区路过此地的干部也留下一些，很快市委各部及各区、县委也相继建立起来。到1945年底，在韩光的领导下，旅大党组织的市、区、县的架子全部搭了起来，党的各级领导核心逐步形成。

苏军进驻旅大后，不允许任何国家的武装力量进入大连。我方成立公安总局，不仅是安定社会秩序的当务之急，也是掌握枪杆子同国民党争夺大连的重要手段。10月23日，高兹洛夫签发委任状，任命原山东军区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为局长。为了便于工作，不暴露原来的身份，赵杰改名为赵东斌。

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11月25日改为大连市公安总局)正式成立。旅大地区的“维持会”遂告解散。当时，市公安总局的机构设置内外分两种体制。韩光兼任公安总局政委，对外以训练处主任身份公开活动。公安总局所属的武装警察部队实际是我方穿着警服的解放军部队。大连市委领导这支部队为稳定大连的社会秩序，粉碎国民党接管大连的图谋做出了重大贡献。从此，旅大地区逐渐变成由苏军军管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特殊解放军区。

粉碎国民党接收旅大图谋

苏军进驻旅大后，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图谋接管旅大。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沈怡为大连市市长。沈怡即在重庆、上海两地设立大连市政府办事处，筹划接收大连。同月，国民党派汪渔洋进入大连成立市党部，9月10日公开挂出国民党市党部的牌子。10月15日，汪渔洋等6人因进行反苏活动被苏军当局扣押。国民党又派督导员张振作来大连继续进行建立市党部的工作，不久转入地下活动，并成立了“东北行辕辽宁先遣军第四独立团”。1946年1月，他们在密谋暴动时，被我公安机关一网打尽。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多次同苏方就运送军队由大连进入东北问题进行谈判。1945年10月1日，国民党外交部长照会苏联政府：国民党军将于10月左右乘美国军舰前往大连登陆，被苏方拒绝。16日，又要求在大连登陆，再遭拒绝。

在派兵登陆无望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又提出接收大连的行政权。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制约，苏方对此不便拒绝。于是，国民党政府决定派出以董彦平为首的旅大“视察团”，对旅大进行实地考察，为接收旅大做准备。

对于国民党企图接收旅大的阴谋活动，韩光领导旅大党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7年4月10日，韩光在党内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我党之对策》的重要讲话，为应对国民党接收旅大提出了相关政策。5月29日晨，韩光又召开旅大地委紧急会议，对国民党视察团来连的企图和活动作了分析研究，决定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对策。

国民党“视察团”来大连，意在寻找外交借口派军队插足大连，并携带大批在东北已停止流通、仅旅大地区使用的苏军军用货币，企图冲击旅大地区的金融市场。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视察”阴谋，韩光和苏军当局共同商定了准备“迎接”的有关事宜：对在旅大地区通用的苏军军用货币要贴上印花并加盖印章，五天内限额兑换完，逾期一律作废，未加盖印章的苏军货币不准流入市场。国民党“视察团”抵达旅大之后，“不作任何群众性的表示”。

6月3日，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率“视察团”一行12人乘“长治号”军舰抵达旅顺港。韩光领导中共旅大地委与苏军当局密切配合，抽调170多人组成工作班子，负责“接待”工作。“视察团”在旅大地区“视察”9天，仅参观了旅顺博物馆、大连港、铁道工厂、大连船渠厂等处。在中共旅大地委的周密部署和巧妙安排下，“视察团”一无所获，他们带来的苏军军用货币一张也未用上，其插足旅大的阴谋彻底破产，于6月12日灰溜溜地离开了旅大。

发展生产，安定民生，战胜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苏军进驻旅大初期，由于日本人开办的工厂企业纷纷关闭，大批工人失业，旅大地区的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特别是1946年11月间国民党军队推进到金县石河驿以北地区，对旅大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4万余人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市民要靠野菜和豆饼坯充饥。美蒋海陆军对旅大地区的封锁一直持续到1948年。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旅大地区的经济封锁，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1947年初，中共旅大地委作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决定》。9月，韩光代表中共旅大地委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报告，提出了“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工作方针。当时，中共旅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紧缩机构，减少开支，派大批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组织生产。金县、旅顺和大连市郊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深耕细作，颗粒归仓，使粮食产量逐年增高，基本解决了全旅大地区人民的口粮需要。

1947年初，苏军当局与中共旅大党组织商定成立中苏合营企业。同年4月，中苏双方签署了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中苏合营企业的股金，中方占51％，苏方占49％，赢利按股金比例分成。中苏合营企业主要有：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经营大连造船厂，当时全厂有3000多名工人，年修造船能力为30万吨。中苏合营石油公司，经营甘井子石油加工厂，年加工原油能力8万吨。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除几个发电厂外还经营金属机械等30多个大中型工厂。中苏合营盐业公司，经营大连、旅顺、金县的几个大盐场。

中苏合营企业开工后，数以万计的工人生活得到了保障。中苏合营企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旅大地区工业的复苏，市场、贸易和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到1949年，韩光和中共旅大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并在苏军的援助下，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妥善处理苏军军管情况下与苏方的关系

韩光来旅大履职之前，彭真等中共东北局领导曾明确指示：与苏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要认识苏军驻在并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工作中，要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在当地实施我党的各项政策，要同苏军当局充分协商，取得相互谅解。工作方法不可照搬其他解放区的模式。

据此，韩光领导的旅大地区党委采取了“以苏为主”的工作方针。同时进行了变通：第一，开展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斗争不采取戴高帽游行、罚跪等做法，而把斗争会改在室内进行。第二，中苏合营公司普遍实行厂长或经理负责制。第三，人民警察着特制警服，戴警衔。第四，充分发挥司法、检察机关作用。第五，宣传上以地方自治的面貌出现。第六，干部进城后，改变解放区的着装。第七，我方经营的支前军工企业及“党产”均以民间“公司”、“商行”的面貌出现。而在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党内工作方法与作风建设上，旅大地区党委则采取与我党在其他解放区完全一样的做法。

在处理同苏军当局的关系中，韩光坚持这样几条原则：第一，始终保持我地方党政领导与苏军当局在高层上的密切联系。双方出现不同意见时，及时协商、疏通，使我方政策能得以顺畅实施。第二，分清在哪些方面以苏为主，哪些方面应该独立自主开展工作。比如，在迟子祥担任市长的问题上，旅大地区党组织中的不少人一直想不通，希望换掉迟子祥。迟子祥是山东蓬莱人，1903年来大连开了一家杂货店。1916年，大连杂货业同业公会成立，他当选为会长，从此开始为日本殖民当局服务。通过积极向日军捐献“国防资金”和“资财”，迟子祥得到了日本人颁发的各种“奖状”和“感谢状”，是地地道道的日本走狗、汉奸。对此，我方曾数次向苏方提出换掉此人，苏方都未同意。1948年冬，随着国内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我方再提出撤换迟子祥时，苏方就不管了，并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第三，对苏方某些不当行为，大胆提出批评意见，维护我方利益。苏军进驻初期，旅大人民在欢迎解放者的同时，对其少数兵士违犯军纪酗酒闹事、强奸妇女等行为很有反感。对这种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韩光多次采取不同方式向苏军提出批评，得到对方接受，经过对士兵的惩处和整顿，苏军改善了与大连市民的关系。

苏军进驻旅大后，其军事管制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而日渐放宽直到解除。由于韩光在旅大解放初期对双方关系的正确处理，使我党能够在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牢牢把握住了对旅大地区的领导权。

 

韩光生平简介

韩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纪律检查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韩光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作出了卓越贡献。韩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

1912年3月韩光同志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1930年在哈尔滨学院就读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中共哈尔滨市委指示，组织学生进行反帝、反奴化教育的斗争，后任共青团满洲省委秘书长，1931年起兼任共青团省委特派员和共青团北满特委书记，同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韩光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中为民族独立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32年起，韩光同志从城市转入农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他任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军做政治工作，代理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协助杨靖宇、赵尚志等同志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同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是东北抗日联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1935年底，韩光同志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8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办事处工作，后任新疆反帝同盟会科长等职，组织开辟了我党领导的在新疆和兰州之间运送物资、接送我党重要干部的国际交通线，并经中央同意在陈潭秋同志领导下做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工作。1939年底到延安。1940年起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党派科科长，为巩固和壮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1942年，韩光同志在晋察冀边区负责组建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机关并主持日常工作，后任东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通过开办干部训练班、组建交通联络系统、选派干部到东北等，为东北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韩光同志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韩光同志历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旅大地委书记、关东行政督察公署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其间，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工作的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先后组建了第一届中共大连市委和旅大市第一个民主政府，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接收大连的计划，实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控制大连战略要地的意图。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为打破敌人的封锁，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要求，他提出“发展生产，安定民生，节衣缩食，投向生产”的工作方针，充分发挥大连工业基础较强的优势，大力发展军工、军需生产，集中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使大连成为解放战争中重要和稳定的后方基地。与此同时，他非常重视党的工作和教育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和培养选拔干部，运用报刊、书籍传播党的声音；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整顿中小学，创办大学、业余学校和职工学校，为大连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韩光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竭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在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旅大市市长，中共旅大区委、旅大市委第一副书记期间，韩光同志充分发挥了把握复杂形势、驾驭全局、善于管理经济工作的领导水平和组织才能。1953年1月起，韩光同志历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其间，他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建设现代化农场的决策，领导开展大规模的粮食生产，使黑龙江省连年实现粮食丰收，上交了大量的公粮，为支援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10月，韩光同志调任新成立的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同年成立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韩光同志担任中方主席，积极争取苏联的科学技术援助。1958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韩光同志担任常务副主任，12月起任党组副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韩光同志受到迫害，下放工厂劳动。1975年韩光同志恢复工作后，担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职务。其间，他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调整方针，对调整压缩基建战线作出了贡献。他主持宝钢厂址等问题的调研论证，并代表国务院负责宝钢建设工作，统一协调解决国务院有关部、委、办和相关省市关于宝钢建设的有关问题，使宝钢一期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韩光同志是我党纪律检查工作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韩光同志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恢复重建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委，以后又担任书记、常务书记。在担任中央纪委重要领导职务期间，韩光同志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忠实执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加强党风建设的任务，认真履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维护党纪的基本职责。他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开展了大量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纠正不正之风的工作。在查处违纪案件特别是大案要案工作中，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等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碰硬、勇于斗争，对新时期的党风建设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留下了一个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的纪律检查战线杰出领导干部的鲜明形象。

韩光同志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韩光同志于2008年9月2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韩光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立场坚定，百折不挠，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永远值得我们怀念。韩光同志的优秀思想、高尚品德、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编辑：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