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鹤皋——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参加全国党代会第一人

袁晓虎  

很少有人知道，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大连地方党组织中，曾有人先后2次参加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个人就是邓鹤皋。1926年7月，邓鹤皋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遣到大连，任中共大连特支书记、大连地委（也称南满地委）书记。1927年4月，邓鹤皋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他作为代表，又参加了在延安举行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有人说，邓鹤皋是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在战争年代参加全国党代会的第一人。解放后，邓鹤皋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邓鹤皋1902年出生于湖南安乡。邓鹤皋的父亲邓伦源是一位教书先生。那时他的家里有200多亩地。小的时候，邓鹤皋在他的父亲开办的私塾里面读书，1919年考入长沙兑泽中学；五四运动时参加了毛泽东组织和领导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被学生选为长沙市学生联合会代表。1922年邓鹤皋在北平（今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今共青团）；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北平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兼中共北平西城区支部书记，直接接受李大钊的领导。1927年4月，他代表南满地区党员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担任五大职工委员会秘书长，协助起草职工运动报告等工作。会后，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建立中共满洲省委，任他为省委筹委会书记，同时决定大连地委改为市委。他返回大连后，传达了五大会议精神，将大连地委改为大连市委，并兼任大连市委书记。由于他十分重视党的发展和建设工作，大连的党员发展到220多人，建立基层党支部23个，使大连党的工作成为当时东北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临危受命，邓鹤皋“空降”大连指挥“福纺”工人大罢工  

1926年1月15日，根据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大连地区正式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大连特别支部，同年2月根据北方区委的指示建立了大连地方委员会。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建立后，加强了对大连的工人运动和各界人民的反帝爱国活动的领导，大连地区革命斗争形势出现了新局面。1926年2月初，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帮助国民党建立了大连市党部。1926年3月，中共大连地委在永善茶园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1926年4月，在中共大连地委的指示下，大连商界第一个行业组织——大连店员协会秘密成立。1926年4月27日，在中共大连地委的领导下，震惊中外的满洲福纺株式会社（今大连纺织厂前身，以下简称福纺）大罢工在共产党员侯立鉴下令拉下全厂总电闸，推响汽笛声中开始了。  

福纺纱厂的工人罢工得到上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在罢工的艰难时刻，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先后派张炽、邓鹤皋、尹才一、张式沅来连加强地委工作，改组中共大连地委领导班子，由邓鹤皋担任地委书记，杨志云改任组织部长。邓鹤皋等人积极贯彻北方区委罢工斗争要“适可而止”的策略方针，多次深入纱厂，同基层骨干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经过分化与反分化、招工与反招工、镇压与反镇压的激烈斗争，持续了3个多月的福纺工人大罢工给予日本资本家以极大的压力，日方终于基本答应罢工工人提出的条件。  

当晚，中共大连地委连夜召开会议，讨论复工问题。邓鹤皋根据北方区委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和大连现状，指出：“目前党的力量主要在关内，大连党组织刚刚建立，我们不占有优势。因此，只要日方答应工人提出的基本要求，罢工斗争就应适可而止，不然，硬要坚持下去，群众斗争的信心就会遭到挫伤。”经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7月26日，劳资双方达成复工协议。8月4日，罢工工人陆续上班，坚持100天的大罢工遂告胜利结束。  

“四二七”福纺工人大罢工是大连工人阶级新觉醒的显著标志，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第二次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次大罢工中，地委书记邓鹤皋根据特殊的环境和条件，及时制定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在斗争中注意掌握和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因势利导，把群众自发的经济要求，引导到反奴役、争自由、争人权的自觉政治斗争轨道。最后，当敌人做出让步时，邓鹤皋按照北方区委的指示，适可而止，停止罢工，夺取了罢工的胜利。  

大连党组织隶属中央直接领导，邓鹤皋有幸成为五大代表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并搜查出大连党团组织给北方区委的报告等材料。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在《泰东日报》上对此作了公开报道，暗地里加紧了对大连党团组织成员的搜查。  

当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这紧急关头，中共中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5月9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原都府堤31号召开（原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现武汉市中华路小学潭秋校区）。中共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代表南满洲地区（东北地区南部）党员参加了会议。这是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原因是，中共大连地方党组织成立时隶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1926年10月改属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故此次代表大会，才有了大连的代表参加。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北方、广东、湖南、河南、山东、山西、四川、江西、安徽、江浙等11个地区、省的正式代表共82名，其中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谭平山、李维汉、项英、张国焘、彭述之、张太雷、黄锦辉、刘少奇、陈潭秋、恽代英、王若飞、李震瀛等。参加大会的还有以罗易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和由谭延闿、徐谦、孙科等组成的中国国民党代表团；还有英国、法国、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的代表等。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有两个党组织，一个是中共哈尔滨地委，另一个就是中共大连地委，号称北满地委和南满地委。时有党员380人。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到当时中央直接领导的区委有8个，其中有南满和北满2个。中共哈尔滨地委有党员137人；中共大连地委有党员243人。这次会议原定中共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与中共哈尔滨地委书记吴丽石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但吴丽石在参加五大的路途上因中共哈尔滨地委遭到破坏，中途返回。实际上代表整个东北地区参会的只有中共大连地委的邓鹤皋。  

在这次大会上，邓鹤皋向党中央报告了大连地区及南满洲地区工人运动状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大会吸收邓鹤皋参与大会职工委员会的工作。  

党的五大闭幕后的1927年5月9日，中共中央在位于武汉汉口一元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公馆召开了北方工作会议。会议由陈潭秋主持，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参加会议，会议开了两天。这次会议听取了邓鹤皋对南满地区及大连工人运动情况的汇报、中共大连地委在南满地区及大连开展工作的状况及存在的困难与问题。会议分析了党在大连这个日本“租借地”和东北地区开展工作所面临的任务，制定了党在大连南满和东北地区工作的对策。会议作出如下决定：1.建立东北地区党的统一组织——中共满洲省委。邓鹤皋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改中共大连地委为中共大连市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2.由中共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和哈尔滨地委书记吴丽石筹备满洲省委，由邓鹤皋负主要责任。邓鹤皋又推荐王立功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工运书记，得到了中央首肯。3.鉴于大连工人运动的状况和大连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海上交通联系比较方便，在大连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  

邓鹤皋接受任务返连后，积极贯彻党的五大精神，并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改中共大连地委为市委，隶属党中央领导。市委书记邓鹤皋，组织部长陈一仁，宣传部长纪幼柏，工运部长丁文礼，青运部长兼共青团市委书记魏长魁。6月12日，中共大连市委在增智学校召开干部会议，分析大连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当前的紧急任务。会议要求党员学会分析客观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扩大党的组织，培养和训练骨干分子，维护铁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这个时期，市委为了提高党支部的战斗力和党员自身素质，对所属23个支部，200余名党员的学习抓得很紧，每个支部发给一份《向导》、《中国青年》，轮流传阅；《共产主义ABC》、《工人与政党》、《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作为党团员必读的教材。市委还出版党刊《大连人民》供党员学习使用。  

与此同时，邓鹤皋开始着手满洲省委的筹建工作，派大连市委工运部副部长王立功去哈尔滨向北满党组织负责人吴丽石传达中央筹建满洲省委的决定，并约吴丽石来大连，共同磋商建立满洲省委事宜。  

因叛徒出卖被捕的邓鹤皋遭日本鬼子严刑拷打，始终未透露党组织任何秘密  

1927年6月末，大连日本殖民当局在市内发现中共大连市委以“大连人民留京同乡会编辑部”名义印刷的刊物《大连人民》，认为，该刊物“强烈地反映排外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是进行赤化宣传的小册子”。他们根据印刷物的油墨，辨认出小册子是在大连印刷的，于是开始了严密侦察和搜捕。7月25日，由于叛徒出卖，邓鹤皋在日本桥(今胜利桥)电车站附近遭日本殖民当局逮捕。接着，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搜捕，很短时间内，共有49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大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筹建满洲省委的工作也因此搁浅。  

对此事，日本统治者在《辽东新报》上得意洋洋地宣传：“在我政界严密控制下的关东州，尤其在大连市内发生的这起中国共产党事件，简直叫人做梦都想不到。其影响之大，意义之深，就在于它不仅轰动了这块小小的满洲，而且使中国和日本内地的各界人士也都感到十分惊讶。这伙共产党的口号是，取消私有制，废除治外法权，其方法手段是很狡猾的。他们企图首先是在大连巩固共产党的组织，接着举行大罢工，而且逐步掀起排外运动高潮，狂热地宣传共产主义。我当局为防患于未然，采取果断行动，将魁首邓鹤皋以下50名一网打尽。”  

敌人为了让邓鹤皋屈服，对他进行了严刑逼供，把他打得遍体鳞伤；连续3天3夜不给他饭吃，不让他睡觉，邓鹤皋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组织秘密。1927年9月19日，日本殖民当局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开庭审理邓鹤皋等17名共产党员。邓鹤皋觉得，这是宣传群众，唤醒人们觉悟的极好机会，决定利用敌人的法庭宣传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  

审判官问：“被告所信奉的是共产主义吗?”  

邓鹤皋理直气壮地回答：“是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现阶段要限制资本家的暴利，要分配均等，平均地权，将来要在我国建成人类极其美好的共产主义。”  

审判官又问：“据说你们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  

邓鹤皋肯定地回答：“是的，如果是这样，不但职工可以得到实惠，一般人民也可以得到安定的生活。”  

审判官说：“你要知道，没收就是抢劫就是犯法！”  

邓鹤皋反驳道：“资本家的财富本来就是工人创造的，没收他们的财产是物归原主！”  

审问邓鹤皋的法庭，变成了共产党人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敌人无奈，只好草草闭庭，判处邓鹤皋禁锢10年，其他党员也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全部关押在旅顺监狱。  

在旅顺监狱，邓鹤皋被关押在一个单身监号。他通过各种方式与难友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巧妙斗争。  

邓鹤皋在大革命时期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从大连实际情况出发，注重将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开办夜校，举办讲演会，以提高群众的觉悟。在斗争中注意策略，或公开，或隐蔽，或领导工人罢工，或组织市民集会，或以合法面貌出现，或以“非法”形式对抗，以爱国主义为旗帜，为人民谋利益。这些斗争，大都具有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性质，且每每取得斗争的胜利，既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又提高了党的威信。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大连解放前地下党斗争最为辉煌的一页。  

大连为邓鹤皋在英雄公园建立了雕像  

1934年9月底，邓鹤皋出狱后，立即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并在上海“左联”工作。1936年初，邓鹤皋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同年9月，他又一次被捕。狱中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国难教育社社员，后经他的房东孟心波和新桥小学校长黃克昆保释出狱。1937年2月，冯雪峰（时任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代表）派中央交通员徐汉光将他护送到延安。1937年5月，他出席了党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主任、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等。1945年4月任中央纵队副司令员，担任保卫中央机关的任务。建国后，任中央直属经济建设部部长兼新中国建设公司总经理、政务院企业财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全国手工合作总社筹委会副主任。1957年后，邓鹤皋先后任国家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手工合作总社主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第二轻工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第三届和第四届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邓鹤皋被关押8年多。1979年7月26日，邓鹤皋于北京病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鹤皋的沉冤得到昭雪。1998年8月，中共大连市委、大连市人民政府为邓鹤皋建立塑像，并将塑像敬立在大连市英雄纪念公园。

编辑：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