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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 关向应:一面旗帜上的两个名字

贺龙 关向应:一面旗帜上的两个名字

米娓娓

1931年底,受党中央派遣,关向应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次年2月,关向应担任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湘鄂西分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政治委员。自此,关向应开始了他与贺龙长达15年的合作,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467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731日,晋绥根据地2000余人集会,悼念关向应。贺龙在挽词《哭向应》中满怀深情地写道:“一生中最真挚的战侣,你先我永逝了!辞去了你的部队,辞去了千百万人民,还辞去了你的难友—云青(贺龙)。”“整整15年,你我同生死,共患难……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也不管在茅亭草舍,大厦高堂,我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而今,你我是永别了,翘首苍天,你是音容宛在,我则寝不成眠。”

于是有人说,“贺龙、关向应是一面旗帜上的两个名字。”

 

在受到“左”倾排挤的时候,关向应坚定地站在了贺龙一边

 

关向应到红三军之前,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的是夏曦。他在湘鄂西和红三军中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红军和苏区遭到了严重损失。夏曦并不懂得打仗,但他却总是搬着外国的军事教科书对贺龙的军事指挥横加指责,乱扣帽子。由于国民党的进攻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好端端的湘鄂西根据地接连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和挫折。夏曦强行取消红三军指挥机关,把全军改编成五个团,直接由他自己指挥,还准备以送贺龙去苏联学习名义,企图挤走这位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

就在湘鄂西根据地极端困难的时候,关向应来了。他一下船便参加了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贺龙受到了王明等人的排斥。关向应由于刚到不了解湘鄂西的局势,片面地帮了机会主义的忙。然而,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在贺龙的去与留的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回答。党代会后,关向应立即召开了已经解散了的红三军军直干部大会,讨论对敌斗争形势。会上,他以军委分会主席的身份说出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心里话:“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同时,他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任军长。他的发言赢得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拥护,稳定了红三军的军心。从此,关向应和贺龙同志始终战斗在一起,互相支持,紧密配合,直至1942年关向应生病住院,两人始终没有分离过。

19326月,蒋介石亲率50万大军向各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其中进攻湘鄂西的兵力就有10万以上。“围剿”开始时,贺龙、关向应主张摆脱正面进攻之敌,将优势兵力集中到外线作战,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分局召开的会议上,关向应积极支持贺龙制定的具体作战方针,但却遭到了夏曦把持下的中央分局的拒绝。他们只让贺龙、关向应率5个团出击襄北,把大部分兵力留在襄南分兵把守。8月底,关向应与贺龙一道率领5个团出击襄北,刚刚渡过汉水,东线敌军便冲进了洪湖腹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曾起过重大作用的洪湖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断送了。红三军人数由原来的3万人减少到1.5万人,而部队仍然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

为了扭转这一危险局面,中央分局于10月在枣阳县王店召开了扩大会议。关向应从洪湖的失败和红三军的困难处境中对夏曦等人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会上,他同夏曦等人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斗争,并且批评了他们在突围时不顾苏区的群众,采取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做法。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力争下,会议最后决定红军避开敌人的主力,绕道豫西南、陕南回湘鄂边区。

贺龙:“关政委在120师的作用最大。”

 

在抗日战争时期,关向应、贺龙十分注意统一战线工作。1938年,贺龙率部队收复晋西北七城后,阎锡山即令他的部下强行占领这些失地,并下令不准八路军在晋西北筹粮筹款。

这样,在晋西北根据地就出现了国共两党力量对抗的局面。而中央1937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上,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精神,对120师中的一些人产生了影响。贺龙坚决不从,他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搞掉嘛!”他和关向应一起,对阎锡山的反共投降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

随后,在关向应主持下,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对晋西北的复杂局面进行了平心静气的讨论,具体分析了晋西北的情况,提出了执行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贺龙、关向应提出了“扶植牺盟会等进步力量,争取动摇分子,孤立亲日派”的坚持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们还提出了一个缓和山西国共两党合作中出现矛盾的建议,“最好能有代表随阎(锡山)周围,能有先进分子,可随时将妨碍我们的情况传达给阎(锡山)”,以便为解决国共两党在山西的摩擦创造良好的条件。

对于政治情况特别复杂的绥远大青山地区统战工作,毛泽东、王稼祥、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联名发出《关于建立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及党的政策的指示》,特别强调:“绥远问题须处处照顾到傅作义的统一战线,对绥远当地上层统一战线与对伪政权等策略。”193919日,关向应、贺龙给大青山支队司令员李井泉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分析了当时华北形势发展特征,大青山根据地所处的环境、条件及其今后的任务与工作问题。大青山支队贯彻执行贺、关指示,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对“自卫军”的摩擦作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让。但是他们反共的本性难改,还经常挑衅,制造事端。贺、关分析形势,决定采取断然行动,赶在敌人的罪恶阴谋发动之前解决“自卫军”。这次反顽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大青山地区各族人民。

面对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复杂局面,贺龙、关向应的思想很明确,就是正确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不断壮大人民的抗日力量。他们一方面经常和傅作义、赵承绶、杨爱源等驻晋西北的晋绥军高级将领交往,尽量减少摩擦,一方面充分发挥战动总会和牺盟会等抗日团体的作用。由于贺龙和关向应的正确领导,加上抗日军民的密切配合,只半年多根据地就建立和巩固起来了,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关向应坚强的党性,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得贺龙的敬重。贺龙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但他处处尊重关向应,遇事总要征求关向应的意见。他一向认为关向应是部队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支柱。贺龙在谈到部队干部、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和作战能力的时候,没有一次不强调关向应的作用。直到1962年,贺龙在跟作家沙汀谈话时,还念念不忘,“关政委在120师整个工作中,作用最大。”关向应对贺龙同样非常尊重。他和同志们谈到贺龙,总是饱含深情,称赞贺老总的高尚品德、豪爽性格以及超乎常人的乐观精神。一次,关向应对干部说:“贺老总有四大特点:坚定的阶级立场,对党的无限忠诚,热爱人民和无坚不摧的气概。”关向应还多次对干部说:“贺老总这个人不简单,用一个字可以概括他,那就是一个‘大’字。贺老总看问题从大处着眼,处理问题很大度,大是大非问题,从来不含糊,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每逢向人谈起贺龙的英雄事迹时,关向应这位久经考验的战友流露的倾慕赞赏的真挚感情,是令人异常感动的。

贺龙、关向应在长期并肩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关向应养病期间,贺龙到延安都要去看望他。中共七大刚开过一天,贺龙接到紧急情况,要急返华北前线。临行仓促,就给他留了一封信。关向应看过信后,流着泪说:“我们一起打了15年仗,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一回他一个人走了。”短短的一句话,充分反映出他对战友的依恋和对战斗生活的向往之情。有位同志说:“自内战到抗战间,我们部队经历过成千上万次战斗,从未见他们两位意见上有过分歧的地方,每次战斗都搞得很好,任何艰险的战斗都能获得胜利。”他们的关系胜似兄弟骨肉,人们写信、致电以及他们自己签名也都写作“贺关”。贺龙的夫人薛明曾回忆说:“多少年来,‘贺关’一体,名字总写在一个文件、一个命令、一个决议上,紧密不可分。在我面前,贺龙总说小关如何如何好;关向应则总说老贺如何如何好,言语几乎一模一样,从来没听到他们说对方一个不字。”李井泉曾经生动地比喻说:“贺关”是我们一面旗帜上的两个名字,正如我们党旗上的镰刀锤子一样。

编辑: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