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顺监狱里的“特殊党支部”

周爱民

从1928年到1937年，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屡遭日本殖民当局的破坏，许多党团员被捕入狱。共产党员翟清平、王其焕在旅顺刑务所关押期间，成立了“狱中党支部”，组织难友同日本殖民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7年4月大连地下党组织遭受自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大破坏。

1937年4月15日，中共哈尔滨特委被日本宪兵队破坏。敌人在搜查特委书记韩守魁的住所时发现了哈特委与大连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地址，便立即电告大连日本警察署。4月17日，日本警方逮捕了大连市委书记王清志等人，同时搜到市委的部分党内文件。由此，日本警方对大连党组织进行了收网式的全面围捕，被捕的党团员多达111人。这是大连党组织自1926年成立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一次大破坏。原满铁入船驿（火车北站）党支部书记翟清平、大连协和实业学校党支部书记王其焕就是在此期间被捕的。

翟清平（1913—1996），山东阳谷人，他1933年从山东来大连谋生。通过同乡介绍，他在满铁入船驿（火车北站）当了一名挂钩工人。1934年1月，翟清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满铁入船驿支部书记。1936年，因多次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他的身份引起敌人的怀疑，同年10月被党组织派遣到哈尔滨工作。

由于消息闭塞，翟清平在中共哈尔滨特委遭到破坏的2个月之后才得到消息。担心大连党组织受到牵连，他情急之下竟直接给时任大连满铁入船驿党支部书记谭广伦去了一封信，让他通知大家速回山东老家暂避。此时的大连市委已经被破坏，谭广伦正在哈尔滨寻找党的组织，翟清平给他的来信被码头的日本主管截获。8月15日，翟清平在哈尔滨凤山被捕，押解大连后，先后被关押在大广场警察署、水上警察署。日本警方连续3天3夜对他用刑审问，过电、吊打，各种酷刑无所不施，翟清平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1938年2月，日本大连地方法院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将其判刑8年，关押在旅顺监狱。

共同的信念让翟清平和王其焕走到一起，成立了旅顺监狱“狱中党支部”。

翟清平在旅顺监狱关押期间，番号是1388号。最初的3年里，他被关押在东侧3楼的单人牢房，吃七等饭。这个楼层关押的大都是“政治犯”和“死刑犯”，由日本警察昼夜看守。3年里，翟清平从来没有下过楼，甚至“享受”不到放风和苦役。

3年之后，翟清平被调到普通牢房，并到工场做工。据翟清平回忆：“开始先到做学生服的工场里做了一个星期的粗活，后来被调到做洋服的三工场。以后才知道是从未和我见过面，也不认识我的王其焕托人把我要过去的。”翟清平在监狱三工场认识了王其焕。

王其焕，辽宁大连旅顺人。中共党员。1935年担任大连协和实业学校党支部书记。1937年8月在日本警方的大搜捕中落入敌掌，被日本大连地方法院判刑5年，关押在旅顺监狱。

王其焕与翟清平负责的支部虽同属于大连市委领导，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斗争环境，彼此并不认识。在旅顺监狱关押期间，王其焕早于翟清平到监狱工场做工，在三工场时与裁缝赵铭九（也是被关押者）相处很好，而赵铭九因为其具有裁缝的手艺，与工场的日本看守相处很熟。王其焕从赵铭九那里听说了翟清平的事情后，为了保护翟清平，托赵铭九找日本看守将其调到三工场做工。共同的经历与同志情谊将王其焕与翟清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三工场做工时，翟清平和宁学贤紧挨着在一个案子上干活。有时趁看守不注意，相互间悄悄说话或装着问活说些事。就这样宁学贤把自己判刑的经过陆续告诉了翟清平。

宁学贤（1920— ？），山东威海人，1933年只身来到大连。由于年龄小，他以做杂活谋生，曾在沙河口圣德街四町目洋服店当学徒工。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秋天，宁学贤从送报员那里得知日本军队又侵占了南京城，“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受，心想中国就这样完了吗？我才18岁，死也不当亡国奴！”随即，他产生回家当兵的念头。由于学徒期未满，宁学贤担心私自逃走会给保人添麻烦，就以“母亲病重回家探望”为由，向日本店主请假。不料店主却说：“你不是回家探望母亲的病，是回家当八路吧？明天大衙门的说话！”宁学贤听了心里一惊，心想“我的心事他怎么知道啦？”。当天夜里，他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最后决定连夜将店主杀了，一走了之。因为工具不得手，再加上年轻心慌，宁学贤并未将店主杀死，却被日本大连地方法院以“杀人未遂”的罪名判刑8年，关押在旅顺监狱。

在旅顺监狱，宁学贤因为有做洋服的手艺，被安排在三工场做工，专门做细活。因为年龄小，宁学贤在工场里得到一些难友们的关照，因而接触的人也比较多。时间长了，宁学贤开始有选择地交往。宁学贤在《我的回忆》中记述：“狱中关押不少中共党员。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我虽然是个‘杀人犯’，但我对其他‘杀人犯’以及别的犯都没有好感，唯独对那些‘政治犯’等人有好感，愿意接近他们，愿意和他们真心交朋友，也愿意利用我的方便条件来袒护他们，如有的人没完成定额数，我就给他们一些；有的人病了，我就用贿赂日本看守或交换的危险方法弄药。”时间久了，宁学贤与同一工场的几个共产党员以拉帮磕头的方式结为弟兄，这样相互接近的机会更多，关系更密切。

在监狱里，王其焕格外关心宁学贤，并利用放风的时间引导和帮助他。宁学贤也把王其焕当做知己，愿意跟他讲真心话。宁学贤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家富是人家有能耐，我们穷是我们没有本事。”王其焕便用阶级的观点启发他，教育他，还通过宁学贤的亲身经历帮助他认识其中的道理。宁学贤虽然与王其焕接触较多，但由于监狱里的情况十分复杂，宁学贤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还是甚少。但是在与翟清平接触后，宁学贤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翟清平被捕后，尽管身陷囹圄却时常在想：“自己是共产党员，虽然被判刑，并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依然坚信党，一定还要为党做工作，为党发展力量，为革命撒下种子，决心只要有机会就要发展党员。”翟清平利用和宁学贤一起做工的机会，不断地向他宣传党的思想，渗透革命道理。宁学贤在回忆录中谈到与王其焕、翟清平的交往时说：“我们之间谈话也好，争论也好，都是利用每天的放风时间，也许是午前，也许是午后。有时集体做完操以后，自由活动时，大家都各自与自己合得来的人聚在一起私谈，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这样的机会活动的。从外观看来，我们是一起做活的，又是磕头弟兄，但我们谈话的表情、眼神都很注意，讲究自然，不能让别人听到谈论的内容。有时别的人也来凑在一起，我们不能拒绝，也不能挪位，只是把话题转了。就是利用这些机会，采取灵活的办法进行活动的。”

宁学贤通过与王其焕、翟清平等共产党员的接触，思想开始转变，有了前进的方向，也有了入党的愿望。经过半年时间对宁学贤的反复观察和考验，王其焕、翟清平认为宁学贤十分痛恨日本人，是个非常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于是，由翟清平向宁学贤提出了发展他入党的问题。对此，宁学贤真是求之不得，欣然应允。1940年的夏秋季时节，王其焕、翟清平利用放风的时间与宁学贤聚了在一起，因为环境十分残酷，他们只是让宁学贤在地上写个真实的名字，考验他是否真心对党。宁学贤渴望已久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为了按照组织原则工作，王其焕、翟清平与宁学贤又秘密成立了“狱中党支部”，王其焕担任书记，翟清平担任组织委员，宁学贤担任宣传委员。

“狱中党支部”领导难友们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狱中斗争。

在旅顺监狱，日本看守无故殴打中国难友的事情经常发生。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利用这件事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一次，一名狱中难友被打，于是王其焕、翟清平与宁学贤3个人分头行动，秘密组织难友们在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绝食行动。日本典狱长惊慌失措，害怕事情发展到无法收场，影响他的官职升迁，便亲自出面道歉。绝食斗争取得胜利。从此，日本看守们的嚣张气焰开始有所收敛，“狱中党支部”赢得了难友们的信赖和支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侵略扩张活动的日益猖獗，旅顺监狱对被关押者的反动宣传也愈加频繁。监狱教诲系每天使用留声机和收音机播放教化材料，对那些因有“反满抗日思想、言论和倾向”而被逮捕入狱的“政治犯”进行“辅导、教诲、矫正”，旨在断绝他们的反满抗日的思想。教诲师每天午饭后都到各工场读报，鼓吹“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圈”，宣扬“圣战辉煌成果”和“侵略有功”，以此掩盖自己的侵略罪行，为侵略战争制造舆论。

为了瓦解日本殖民当局对狱中被关押者的精神腐蚀和迫害，“狱中党支部”积极策划对付的办法。

日本殖民当局规定每月的8日、18日、28日为“应奉诏日”。到了日子，他们将监狱的全体人员集中在院内开会，为日本侵略者的“胜利”祈祷，为日军战死者哀悼，还要集体为天皇和“胜利”高喊“万岁”。被关押者大都是中国人，他们不愿意为日本侵略者的“胜利”高喊“万岁”。可是，如果不举手喊，就将受到刑罚惩处。用什么办法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做法，又不伤害自己呢？“狱中党支部”秘密商讨后，决定因势利导。党支部秘密通知大家：日本人用日语喊“万岁”的语音是“ばんざぃ”，可以利用其谐音，大家一起喊“扳过来”。这个“扳”也就是“翻”的意思，就是要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就是要打倒日本殖民者！经过“狱中党支部”的秘密活动，这种喊法很快就在狱中流传开来。

1942年3月，王其焕出狱。临走时他对翟清平说：“我走了，你放心，我出去也不能死心！”表示，出去以后要尽快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继续干革命。解放后，王其焕曾担任大连市天津街百货商店经理。现已去世。

1944年5月4日，翟清平出狱。由于日本警方对他的严密监视，使他无法同党组织取得联系。担心惊扰街坊四邻，他被迫回到老家山东省阳谷县，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96年，翟清平去世。

1944年9月30日，宁学贤出狱。解放后，他在大连第二运输公司工作，现已去世。

编辑：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