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代表话当年

唐韵超口述  刘影整理

唐韵超原名唐宏经，1901年3月1日出生于辽宁金县一户农民家庭。16岁时经人介绍，到日本人开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今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当学徒工。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大连的爱国知识分子于1920年成立了“大连中华青年会”。他们在教青少年学文化的同时，也组织社会青年学习新文化、灌输爱国主义思想。我报名参加了青年会组织的学习和各项活动，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迪，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大连工人阶级从报纸上了解这些情况，受到强烈震动，认识到要想不当亡国奴，不受日本人的欺压，也要像关内工人那样，组织起来，成立自己的团体。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筹备，1923年12月2日，我和工厂里的几个进步青年共同发起成立了大连地区第一个工会组织“满铁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后来发展成为全市性地方工会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我被选为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并于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4月，大连福纺纱厂千余名中国工人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大罢工，我作为中共大连地委委员、工运部长，并以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的身分，参与并领导了这场大连地区有史以来，有领导、有组织、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斗争。同年l0月，我在一次会议上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翌年3月，经党组织多方面营救获释。

1928年初，我在奉天（今沈阳）兵工厂做工时，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中共满洲省临委决定由我担任工运部长，领导全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同年4月，在满洲省临委第二次党代会上，我当选为省委常委。正在这时，省临委接到中央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当时，党内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党内工农出身的干部太少。因此，通知要求最好选工人、农民作代表，使领导干部中多增加些工农成分。省委决定让我、王福全、于治勋、朱秀春、张任光代表满洲省委出席这次会议，并由我负责带队。我们5个人中，除张任光是学生出身外，其余4人都是工人出身。

鉴于当时国内形势的紧张局面，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当时行走的路线，除一部分由上海乘轮船经海参崴到苏联外，其余大部分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从满洲里和绥芬河过境。

l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l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与先期到达那里的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接上了头。张国焘对我说：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

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团。我到车站买了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带着他们乘上火车。一路上他们几人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面。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火车要开一天一夜。上车前，接待站发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下车后，我们根据手中的号码，找到带号头的马车。马车前面挂着车灯，如果代表手中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即可上车了。送走广东代表，我在满洲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返回哈尔滨。就这样，我先后护送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过了境。

大约是5月下旬，我护送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中央代表出发时，张国焘告诉我，这次就不返回去了，一起过境。车到满洲里后，马车夫把我们送到远处山上的一间房子里，晚上我们乘火车到了赤塔。又在赤塔住了一夜，第二天才换上去莫斯科的列车。火车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运行才到了莫斯科。一个事先安排好的木架子马车把我们一行拉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地方。

l928年6月l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政治报告(王明翻译)，瞿秋白作了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之后，代表们进行了认真的、长时间的讨论。

六大是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我作为一个入党时间不长，从事省委工作时间很短的工农干部，能够参加党的高级会议，特别是到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心情非常激动。因此，开会的时候总是认真听、认真做笔记。我记得，中央报告中曾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必须用最大努力恢复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群众，领导群众进行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听了以后，深感党中央的报告真是说到了自己的心坎上。

7月6日，在讨论职工问题时，我介绍了满洲职工运动的情况。我在发言中说：满洲的职工运动，是全国工人运动很重要的一部分。东三省有许多大工厂、铁路和矿山，产业工人至少有50余万。像这样聚集了广大产业工人的地区，如果党不注意它，把它放弃了，实在可惜。东三省过去的职工运动之所以没有成绩可言，是因为我们党没有领导广大群众进行经济斗争。虽然小的斗争是有的。过去有行会性质工会的组织，现在连这样的工会也没有了，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以及我们党不太注意满洲的职工运动所造成。从前党只注意南方如湖南、湖北、广东等省的工作，以为把南方工作做好了，可以进行北伐，其实这是机会主义的观点。当然我并不是反对党注意南方各省的工作，我只是希望大会同样地关注满洲的职工运动。

我还介绍了当时满洲各地职工运动的情况。在发言的结尾，我再次希望大会要特别注意满洲的职工运动。

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代表更好地消化理解六大精神，中央领导同志不仅主持会议、作报告，还亲自给我们辅导。开会的20多天时间里，我受到了参加革命以来从没受到过的教育，也更增添了做好革命工作的信心。

大会闭幕前，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我荣幸地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7月11日，六大会议结束。此时，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也于17日在莫斯科召开。应共产国际邀请，中国部分代表留下，继续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我是其中一个。会议是在共产国际工会大楼里召开的，中共代表苏兆征致了开幕词。这次会议大约开了一个半月左右。会后还组织代表进行了参观访问。我和苏联、意大利、德国等代表10余人分在一个小组里，参观了乌克兰的农业区。参观结束后，经海参崴返回中国。  

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几个参加六大的代表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六大精神。省临委书记陈为人根据六大精神，总结和检查了前一段省委的工作，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省委《关于接受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和《满洲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政治党务决议案》，并决定改满洲省临委为中共满洲省委。我仍任工运部长。

满洲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由于贯彻执行了六大的方针政策，克服了过去急于组织暴动的盲动主义错误，满洲工作开始了新的局面。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当时，我正在上海中央党训班学习。为加强中东路工人斗争的领导力量，党中央决定满洲省委参加学习的王立功和我提前结业，火速返回东北。省委决定让我担任哈尔滨市委常委，负责职工运动。根据省委指示，我们组织成立了中东铁路失业工人复工团，领导失业工人开展斗争。当时，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是刘少奇。他在肯定哈尔滨革命形势很好，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都很活跃的同时，还要求哈尔滨市委继续发动工人、学生和市民开展反帝反国民党军阀的斗争，并单独约我进行了长谈，指示我“不仅要抓大工厂产业工人的斗争，对一些零散的手工业工人也要发动，把哈尔滨工人运动抓好抓实。”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首先在制鞋业工人中组织罢工 ，继而，又在油坊、烟厂、商业等行业中开展活动，使哈尔滨的工人运动再次形成高潮。

但是，1930年4月后，由于省委贯彻执行立三“左”倾路线，不顾客观实际，要求各地党组织搞飞行集会、散发传单、砸外国领事馆等暴露性活动，给哈尔滨的工人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失。我坚决反对这种盲目斗争、不切实际的做法，却被指责为“思想右倾”，受到严厉批评并被调回省委。

1930年底，我正在哈尔滨营救被捕的省委书记陈潭秋等人，突然接到省委电报，让我立即赶赴上海参加中央紧急会议。当天，我就登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车到沈阳，省委秘书长詹大权早已等候在站台上，把我去上海的路费、接头地点、联络方式等交待给了我。这样，我没出站台，就又转乘火车直赴上海。

到上海后，我住进了四马路日升客栈。但一住就是5天，却不见联络员前来接头，心中暗生疑团：莫不是省委接错了通知?直到第6天上午，中央交通员才找上门来。他告诉我：“会议已经开完了。”我非常生气地对他说：“既说是开紧急会议，为什么叫我匆匆赶来，而又迟迟不来接头呢?”他说：“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参加也好，会开得很不愉快。”我追问：“怎么回事?”他说：“会上争得很厉害，闹得很凶，连桌子都掀翻了。”他还告诉我，详细情况明天会有人跟你谈。

第二天，罗章龙来到我住的地方。我们开六大时就认识。因此，彼此讲话不太顾及。我不满地说：“到上海都7天了，才有人来找我，真不知是怎么回事。”罗章龙说：“你是中委，应该参加四中全会，大概有人耍手腕，有意不通知你。他们是怕多一个反对的人，对他们不利。”他这一说，我更感到迷惑不解。接着，他谈了这次会议的大体情况。他说：“中央本来是要开紧急会议的，可突然改成四中全会。会上不批立三路线的左，而批他的右。这个会议，实际上是进一步肯定中央九十六号通告中错误的部分。”他认为，这次会议，完全是国际代表米夫一手导演的，是旨在扶植王明篡党夺权的会议。他还说：“反对四中全会的人，大都是从事实际工作和基层工作的人，是一些多年从事工人运动、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和工人出身的干部，而赞成和支持四中全会的人则多半是刚从苏联回来的青年学生，大部分人没有实际斗争经验，如果他们得逞，中国革命今后不知要走到什么道路上去。”

他接着说：“现在上海的沪东区、沪西区等都反对四中全会，武汉的同志也反对四中全会，苏区的代表也对四中全会有意见。我来找你，就是向你交个底，看看你有什么想法。”

我虽没亲临四中全会现场，但对“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带来的危害深恶痛绝。一听他说王明宣传的那套比立三路线还“左”，便不加思索地表示：我们执行立三路线吃的苦头已经不少了，现在四中全会还认为立三是右倾，今后再“左”下去，这工作就没法做了。再说那个王明，整天跟着米夫屁股转，一副溜须拍马相，他怎么能领导全党呢?如果当真这样，大家反对，我也反对。

嗣后，罗章龙又联合了一些人，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他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并成立了“非常委员会”，我参加了会议并参与了活动。

1931年1月下旬，我返回东北，将所知道的四中全会的情况向省委秘书长詹大权做了汇报，请他召集省委会议。詹没有表态。这时，中共中央已给满洲省委发来指示。省委负责人何成湘、刘昆(赵毅敏)找我谈话，指出罗章龙等人的活动是分裂党、破坏党的非组织活动，并严正地告诉我，满洲党团组织绝不与他们发生组织关系。但我没有认识到错误，反倒认为自己做得对。见在沈阳活动不开，便去了哈尔滨。按照“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精神，我在哈尔滨单独成立了“非常委员会”，把北满党团组织中的一些同志拉了进来，反对四中全会。直到同年4月，我到哈尔滨郊县进行活动时，再一次被捕。

我被关押在哈尔滨护路军司令部一个由冰窖改建的牢房里，阴暗潮湿，终日不见阳光。正在这时，原来被关押在滨江县道外监狱的省委书记陈潭秋等人也押解到这里。陈潭秋得知我也关押在这里，通过关系，把我调换到他们住的牢房。当从省委书记陈潭秋口中得知自己被省委开除党籍时，我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开始，我还很委屈地申辩：“我没反对党、搞分裂，我是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啊!”陈潭秋严肃地说：“党内斗争是必要的，但搞非组织活动，分裂党，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你们成立非常委员会，成立第二个北满特委，不是搞分裂又是什么呢?”我这才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入党几年里，我靠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虽然担任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满洲省委常委，但由于缺少政治学习，理论素质仍然较差，对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了解甚少，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缺乏清醒的政治头脑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以至于走上分裂党的道路，自己却全然不知。在陈潭秋和狱中同志的耐心帮助教育下，我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正确认识。我向他们表示：今后一定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报答党。

1933年春，我获释出狱。由于被开除党籍，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迫于生计，回到金州老家，直到1945年大连解放，才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编辑:李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