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罗氏就与王国维东渡日本。至民国成立，教育部在国子监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这批档案就由他们负责保管。然而，1922年春天，民国政府发生了财务危机，历史博物馆只能留下少部分档案，将剩下的档案装了八千麻袋，议价四千元，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就在这家纸店准备化浆造纸之前，有人在这堆档案里发现了商机，悄悄取出了一些，拿到市场上叫卖。

彼时，罗氏已由日本回国，正住在天津。有一天，他回京办事，正巧听到了市场上的叫卖声，立刻断定这是大库的档案，并且从贩子手里全部买下。然后，他找到了同懋增纸店，以高价买断所有的档案。只是大库的东西实在太多，他留下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卖给了另一个藏书家李盛铎。后来听说，李氏也并没留在手中，而是把它们转售给了民国中央研究院。

就是说，因为罗氏的阻拦，这八千麻袋的东西没有烧掉，也没有丢失，而是分散着留存了下来。其中，在罗氏由天津迁往旅顺口的行李里，就有大清内阁档案。他在旅顺口一边整理，一边刊印，最后把原件捐给了被他寄予厚望的伪满洲国。因为是大清的忠臣，他便认为这东西是溥仪家的。如今藏在旅顺博物馆的大内档案，不过是他当年捐给奉天博物馆之后自存的部分。

罗氏是大学者，也是著名的藏书家。王国维在《库书楼记》里说：大云书库最早建在日本，因藏有北朝写本《大云无想经》而得名。自日本归来，罗氏将大云书库的藏书也搬到了天津，由天津再转移到旅顺口。

1945年秋天，大云书库被接管旅顺口的苏军占用，库内藏书被移到一座废弃的破庙里。混乱之中，有一部分藏书散佚到了民间。两年后，旅大关东公署前来过问此事，遂将放置在破庙里的藏书运到了大连，政府找来罗氏的孙子罗继祖，叫他来帮忙整理。1948年，罗继祖的堂弟罗承祖受祖母之命，将全部藏书都捐给了国家。之后，它们被调到了三个地方——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图书馆，旅顺博物馆。

旅顺博物馆所存的罗氏藏书，有四千多册，一千二百多种，既有历代刊本古籍，也有罗氏刊印的书籍，还有他自己的著作手稿。馆长说，罗氏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贡献，他被学界一致公认的成就，其实是他对甲骨文的搜集、考释和传播。在甲骨学界，中国向有四堂之美谈。如唐兰先生所云：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的确，中国最早的汉字不是刻在青铜器上，而是刻在甲骨上。

记得，十多年前去欧洲，在神往已久的大英博物馆里，曾看到一块有镇馆之宝美称的刻石，它是拿破仑军队从古埃及旧地带回的战利品，上面虽然刻有古埃及文字，现在的埃及人却读不懂它的意思。正因为如此，史学界认定，尼罗河边的古埃及文明消亡了。

文字是一个文明的血统或身份证。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了五千年而没有消亡，就因为我们至今仍可以识认祖先留下的甲骨文。事实上，甲骨文的发现只是百年前的事儿。1899年，清代学者王懿荣在中药材里看见了刻有文字的龟甲。1901年，罗氏在友人刘鹗家第一次看到了它。1903年，在罗氏的怂恿和帮助下，刘鹗出版了《铁云藏龟》，罗氏为之作序。

罗氏既已知道甲骨出土于何处，随后就两次派弟弟罗振常去了安阳，并在那里搜集了三万多片甲骨。正因为占有大量骨片，他可以作专门的研究和著述了。自王懿荣、刘鹗之后，罗氏也成了中国收集时间最长、所获最多的甲骨收藏家。

藏在大云书库的甲骨，大部分留存在旅顺博物馆。据馆内文物账上的记载，一共有二千二百五十片。所以，郭沫若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中说：甲骨自出土之后，其搜集、保存、传播之功，罗氏当居第一，而考释之功也深赖罗氏。

在我的朋友中，就有几位罗氏研究专家。有的给他写传，有的给他写评，有的在学他的书法。几年前，因为写了一本《流光碎影》，有一篇文章写的是罗氏，几位罗氏的重孙辈就主动与我联系上了。有一天，我们还相约着一起去了旅顺博物馆。

见到罗氏的几位重孙，馆长非常高兴，他亲自取出罗氏所藏的甲骨给大家看。我也由此知道，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片，属于罗氏早期在安阳小屯的搜集品，也是国内现存甲骨的精品。

那片文物编号9·30的缀合大骨，虽有部分残缺，上面却有二百个刻字，这是一篇卜辞，说的是商纣王要去殷墟附近的几个地方田游，行前卜问有无灾祸。细看卜辞的起止时间，大约有四十天。就是说，这是个不问政事耽于逸乐的君主，一次田游，竟月余不归。由此可见，商为周所灭，也是必然。

馆长说，一直到现在，旅顺博物馆仍不断收到散佚民间的罗氏文物。就在我和女友来这里之前，他刚收到一枚罗氏自刻的印章，罗氏书法和旧藏文物，达七十件之多。他说，还会有的，我每天都在等着呢。

这可能就是博物馆的魅力，社会每天都处在变化之中，它收藏的却是不变的那一部分。这世上的确需要有这么一个地方，把人类用心创造却被时间无情淹没的东西，把人类应该珍重却被自己随手丢弃的东西，找一个空间存着，让人类偶尔转过身的时候，为博物馆收藏的绵绵往事惊叹不已。

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