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凡是来过旅顺口的人，都会有一种感觉，这里风景很美，却是一个让来访者心情无法平静的地方。不论走在大街小巷，或是海边山上，向哪里望过去，目光说不定就会被什么给刺疼了。旅顺博物馆，却可能是个例外。

在任何一个城市，博物馆建筑都是一件艺术精品，甚或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数年以前，因为要给一本老建筑图册撰稿，我曾试着从建筑的角度，对旅顺博物馆作一番美学考量。

我知道，这是一座罗马复兴风格与新古典和式风格相结合的折中主义建筑。主体宽而不高，地上大部分是两层，中间局部是三层，地下局部还有一层。就整个建筑的构图看，中央突出，立面用扶壁柱和混合式柱头，上层是半圆形窗，在中央山花屋顶上面突起一个塔楼，入口处则采用了常见的巴洛克手法，以凸起的雕饰装点门面，尽管繁琐了一些，却有一种别样的华贵，一种隐藏在庄重里的张扬。

我还知道，这座建筑最早是俄国人建的陆军将校会馆，只是还没等完全建好，日俄战争爆发了，它成了一个半截子工程。在旅顺口，俄国人留下的半截子工程不止这一个，许多工程都是俄国人干了一半，后一半由日本人接着干，比如大狱，由于各干了一半，后来就叫它日俄监狱。

将校会馆幸亏没有完工，日本设计师前田松韵接手的时候，他可以把华丽奢侈的休闲娱乐式会馆，大尺度地修改成庄重典雅的博物馆。我发现，博物馆与大狱虽然都是半截子工程，不同之处却在于，大狱一看就知道哪部分是俄国人先建的，哪部分是日本人续建的。俄国人用的是灰砖，日本人用的是红砖，两种颜色至今仍泾渭分明。此外，俄国人建的是监狱，日本人接过来还是监狱。博物馆却不一样，几乎看不出哪个地方属于俄国人的设计，哪个部位出自前田松韵的手笔。血统来自两个国家，建筑却浑然一体。折中主义这个词，似乎就是指它而言。它也因此成了一个范本，经常会有建筑系的教授带着学生来这里现场教学。

其实，早在1915年深秋，关东都督府就在千岁町开设了一个物产陈列所。后来搜集品越聚越多，叫物产陈列所显得有点小气，第二年便改了名字，叫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不久，都督府在松村町找到了稍微宽敞的地方，物产馆就迁了过去。与此同时，大伯町俄军将校会馆改建工程也正式启动。两年后，即1918年11月22日，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在太阳沟的大伯町正式开馆。

此后，馆址虽然没有再动，名字却还在继续改着。1919年，天皇发布敕令，撤销关东都督府，改设关东厅，它便改叫关东厅博物馆。1934年，天皇再发敕令，将关东厅改为关东州厅，大概意识到以后不知还要怎么变，决定不再跟着官署的名称走，一次性改到位：旅顺博物馆。

趁着在旅顺口小住，我对这几处馆址曾作过一次实地考察。

物产陈列所，在当年千岁町华俄道胜银行旧址，现在是万乐街33号。这里已改为一间会馆式餐厅，里面的装修富丽堂皇，菜品更是超级考究。只要能消费得起，就可以当座上宾。

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在当年松村町的一座俄式小楼里，现在是列宁街22号。它是一座临街建筑，外观没有什么变化。第一次去，这里还是一家网吧，一年后再去，已经改为工商银行营业部。

旅顺博物馆，在当年的大伯町，现在是列宁街42号。几年前，仿照它的建筑风格，在旁边建了一个分馆，与本馆形成了一个博物馆建筑群。

馆长告诉我，1945年秋天，旅顺口被苏军接管之后，当时的馆长岛田珍彦没有马上离开，他和馆员村朋喜一起，跟苏军作各项交接。然而，日本馆长前脚走，苏军后脚就给它更了名：旅顺东方文化博物馆。

在苏军接管时代，先后有两任馆长。第一任是地质学家朱可夫，最后一任是西蒙诺夫中校。中校的夫人是个画家，曾来旅顺口度过假，还给博物馆绘制了一张巨幅油画，题为《斯大林与毛泽东会晤》。现在，这幅画也是具有收藏价值的绝版文物了吧？

博物馆正式移交中国的时间，在1951年1月。彼时，苏军还没有撤离旅顺口。一年前，中苏签署了一个重要的协定，一年后，中苏便达成了一个移交协议。移交仪式，在当年的旅顺市政府礼堂举行。那天，一起收回的不只是博物馆，还有与它连成一片的动物园和植物园。

几十年后的一天，某任中国文化部长来到旅顺博物馆，他一边感叹当年那个历史性的时刻，一边写下了四个大字：物归原主。其实，物归原主是一个难题，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知还有多少东西没有物归原主，也许会有那么一天，也许永远也等不到那一天。

博物馆归属中国之后，第一件事还是改名：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然而，不知为什么，1954年，又改回去了，仍叫旅顺博物馆。

1955年2月，苏军即将撤离之前，郭沫若与几位国家领导人来到旅顺口，除了庆祝苏军建军节，还有另外两项活动：一是去大连的斯大林广场，参加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和铜像落成典礼，二是在旅顺口的太阳沟，参加中苏友谊纪念塔奠基典礼。

友谊塔奠基的地方，就在旅顺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仪式结束之后，郭沫若来到了广场南侧的博物馆。这是早就安排好的日程，博物馆已经提前准备好了纸笔。参观介绍之后，郭沫若便以遒劲洒脱的郭氏行楷，欣然写下五个大字：旅顺博物馆。

在副馆长办公室墙上，挂了一张当年题字的现场照片。他告诉我，郭沫若留下题字不久，馆里就将它制作出横式馆名匾额，悬挂在博物馆正门，而它也成了旅顺口最大的一张名片，并成为本馆永久珍藏的历史记忆。

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