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旅顺日俄监狱旧址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向阳街139号，1902年由沙皇俄国始建，1907年日本扩建而成。这里曾被称为 “东方的奥斯维辛”，是日伪时期东北最大的一座监狱，累计关押近2万人，分为“政治犯”、“经济犯”、“刑事犯”，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从1927年到1937年的10年时间里，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屡次遭到破坏，被捕的党团员多达230余人，大多被关押在这所监狱里。究竟有多少人在此被害，已经无法统计。从1942年到1945年，仅在绞刑室遇难的就有700多人。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前的广场很大，这里与其他地方不同的就是，广场上没有什么植物，也就没有任何有生机的颜色，空旷中带着压抑。监狱旧址里有两种颜色的房子，一种是灰色的，是当年俄国人建的，一种是红褐色的，是日本侵略者后来扩建的。旧址里除了讲解员低沉的声音外，那些表情凝重的参观者甚至都没有提出过问题。地方组织领导人几乎都关在这里，领导了大连“四二七”工人大罢工的侯立鉴“被关进监狱后，被绑在老虎凳上，用胶管往他嘴里灌水，肚子鼓起来后再用木板压，一会儿，血水就从口、鼻、肛门冒出来。他昏死过去，看守用凉水将他浇醒，在他的脚下垫砖，还将他固定在桌子上，用钢钉往他的指甲缝里扎。”这是与侯立鉴同时被捕的初玉昆的回忆。  　　

1927年7月13日，时任中共大连市委青运部长、团市委书记魏长魁在码头上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被日本殖民当局发现逮捕。7月24日，以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邓鹤皋为首的49名党团员悉数被捕，这是大连地方党组织自成立以来所遭受到的第一次大的破坏。1928年4月，47名党团员先后被捕，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遭到第二次大的破坏。同年7月，中共满洲省临委在《四个月来的工作报告》中痛切地指出：“关东县委委员全体被捕，机关全被破坏，除逃散数同志外，均全体被捕。我们在满洲的反日工作，以这次的损失为最大。 ” 1933年10月，敌人在大连、旅顺共逮捕80余人，其中党员37人，大连地区党组织第三次遭到严重破坏。1937年8月2日，大连日本宪兵队对大连党组织进行收网式的全面围捕，被捕的党团员多达111人，这是大连党组织自成立以来遭受到的又一次最严重的大破坏。 而被捕的这些中共党员和抗日志士几乎都被关押在旅顺监狱。他们在狱中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面对敌人严刑拷打 “舌尖上燃烧着不屈的言辞”。房每间面积仅15平方米，通常要关押七八个人，里面放着食具、水桶和便桶，门旁有一个方形小孔，是往牢房里送饭的地方。在每间牢房的墙壁上，还贴有一张日、韩、中三国文字的“狱规”。“狱规”共有11条：“不准说话，不准对面，不准倚墙，不准向外张望和走动……”一旦违反“狱规”，就要遭受看守毒打。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共产党员魏长魁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对党的组织状况至死不能供出一个字！ ”他是最早被捕的共产党员，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妄图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在法庭上，他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据理申辩，弄得审判官狼狈不堪。1927年8月21日，日文报纸《大连新闻》以“舌尖上燃烧着不屈的言辞，主义者之一魏某对当局的审判豪言处之”为题，对魏长魁在敌人法庭上的斗争给予了报道。23岁的共产党员辛培源，被捕后关押在旅顺监狱。为了鼓励难友们保持乐观的革命精神，他经常哼着小曲，用牢中的笤帚当船桨，表演“跑旱船”，给难友们带来了欢乐和斗争的信心。曾任中共奉天市委书记张洛书（化名刘景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担任中共大连特支书记，1933年因叛徒告密被捕，判刑10年。张洛书在狱中关押期间肺病很严重，但仍坚持斗争，并痛打侮辱中国难友的日本看守。他对难友们说：“青年应有爱国意志，就是死了亦有代价的，入狱亦是光荣的，但如果为私人入狱是可耻的。你们应当起来抗日救国，才不愧为中国人。 ”“今生不死，我始终要革命，直到坟墓里。 ”  　　共产党员王其焕和翟清平于1937年8月在敌人的大搜捕中落入魔爪。在旅顺狱中，他们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信念。他们首先利用拜把子的方式团结宁学贤，再利用放风的机会不断向他渗透革命道理，并于1940年前后发展宁学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帝国主义法西斯的魔窟里建立起狱中党支部，开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抗战胜利第二天，两名党员被杀害。原旅顺监狱日本医师古贺初一写了一本书《旅顺刑务所回顾》：每次执行死刑，有时是三个人，多的时候有五六个人。囚犯被拖到一米见方的木板上，戴上手铐，蒙上眼睛，套上吊首刑具，再用纽带把脖颈系紧。这些做完了，我便快步下楼，等合页一开，死囚就从活板落下，我立即检查死囚心跳停止情况，并向监狱长报告。  　　

监狱旧址的墓地位于监狱的东山坡。仅仅三亩多地就埋葬了数以千计的抗日志士和爱国同胞。刘逢川是从延安出发到大连的八路军干部，1942年，他在延安特工训练班毕业后，中共中央社会部派他和何汉清组成一个情报组，潜伏到他以前曾经生活过的大连，开展国际反法西斯情报工作。当时，刘逢川为了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形态，把家人从山东接来，安定下来后就开始搜集情报。刘逢川到火车站、码头去调查日军部队、物资的调动情况，还潜入甘井子日军高炮阵地观察部署情况。何汉清在造船厂观察造船能力、职工人数等等，短时期内收集了大量的情报，同时开始与苏联电台指令局进行联络。每当半夜，孩子睡了以后，何汉清嘱咐妻子到外面放哨，他开始给苏联发报。沈德龙电台被破获之后，敌人加大了大连上空可疑信号监测的力度，而且增加了不少新型设备。何汉清第一次发报的时候，信号已经被敌人监听到了，在他第9次发报结束、准备关闭电源的时候，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敌人闯了进来。何汉清的夫人还清晰记得，木门嘎一声就折断了，涌进一屋子人来。何汉清就从外屋被拖过来，手铐已戴上了，东西都搜出来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当举世欢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时候，共产党员刘逢川、何汉清，于次日中午被日本宪兵转移到旅顺监狱。下午2时慷慨就义，成为这座绞刑室最后一批殉难者。     本网编辑：曾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