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前置条件、角色定位与实施路径

                                               徐伟

 

摘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国家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本土化心理学建设与明晰的价值指引为其构建的前置条件。前者只有“行走”于“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术传统“道”路上才能实现，后者则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系统紧密相联。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构建过程中，要看到其与中国梦、美好生活实现的内在逻辑，进而拓宽其范畴、明确其边界，配置其功能，创新其载体，实现由疏导性向建构性角色的全面转换。在此基础上，从战略高度进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整体设计；从治理角度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闭合循环；从补救视角强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精准服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前置条件；哲学基础；角色转化；功能配置

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来，心理学参与国家治理成为显性话语，如何“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学术焦点。这一话题的讨论从表面上看着眼于心理学的学科发展，考查心理学助推、促进社会综合治理能力，从深层上看则关乎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人民的美好生活的实现程度。然而，即便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政策制定与功能发挥能够保持同频共振，但也要全面防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可能演化出的消极结果。毕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心理学扩展了的问题域，是心理学从服务个体发展至参与社会综合治理的里程碑级跨越，迄今为止并没有完全成熟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模板。因此，理性阐述其建构的前置条件，系统梳理其角色转换，从功能角度提出其建设的实施路径，对新时代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前置条件：完善的心理学本土化建设与明晰的价值指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坚定的信念，是中华民族儿女甘于为之奋斗的价值指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天然性的参与进去，必须要考量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的约束性条件。比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者是否存在“学术自我殖民”的心态，^[1]这样“本体论的焦虑”是否会通过服务者的焦虑而传递给被服务者，从而影响长期以来的文化自信建设的进程；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所依据的心理理论有无进行本土文化意蕴的修正，未修正的理论是否会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现象……。这些问题的提出警示我们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构建过程中须慎之又慎，一定要将前置条件摆在最紧要、最基础的位置。

（一）完善的本土心理学建设何以重要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不能被实践检验的理论是虚无的理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必须以科学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才能达成理想的效果。科学的心理学理论究竟是什么？精神分析、人本主义还是其它的主流心理学理论？它们能否成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这些心理学理论以个体成长为生成起点看似符合发展需要，可以“顺理成章”地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但问题是这些理论能不能直接拿来使用，会不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人本主义从理论与实践双重关照了个体的情感需要，但有没有可能因为对人本主义认识的边界不清，使其在实践中走向另外一种极端，即完全的个体主义思想、享乐主义倾向等；再比如，作为相对完整的心理学理论中的精神分析，其中厄勒克特拉情结（恋父情结）、俄底浦斯情结（恋母情结）虽然强调了亲密关系的形成过程，但在实践中有没有可能被曲解，成为亲子关系发展中的障碍，进而破坏家庭和谐。……这些现象显然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的初衷相距甚远。

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最终成色取决于本土心理学的理论厚度。毫无疑问，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哲学思想是断崖式的。^[2]20世纪初，囿于我国心理学“理论贫瘠”以及学界普遍性的“自卑焦虑”，自西方心理学传入后，便迅速占领各大阵地，导致历经数千年积累的中国哲学心理学的根源被“主动切断”，采取全盘认同西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取向的态度，社会科学的哲学根基也跟着逐渐“松动”。结构主义、行为主义、精神分析、条件反射等轮番成为域内主流思想。其后，心理学者们“约定俗成”将多元思想作为正统思想，进而与美国心理学的多元价值保持一致，以此体现其“专业性”。世纪之交，中国心理学家们开始逐渐觉醒并认识到建立本土心理学才是我国心理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随之开始努力探寻中国本土哲学、文化与本土心理学之间的存续关系，并试图修复与已被切断了的中国哲学心理学的根源连结。

任何的学术运动，只有找准了自己的哲学基础，才能步入正确的前进“道”路。任何的学术运动，只有在明确了“道”路后，才能走的长远、走的平顺、趋于成熟。也就是说，学术运动的转向是以哲学基础的变化为前提的，哲学基础的变化必然促使学术运动整体面貌发生转变。基于此，本土心理学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同中国哲学心理学这一“根源”的修复速度，依赖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照，并最终形成以儒家文化为基底的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科学系统，这种系统可称为“儒家人文主义”的自主学术传统。^[3] 只有通往这种系统的“道”路完成修复后，才能形成本土化心理学理论从建立、完善至推广的机制，这样的理论指导才不至于偏离轨道，才能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二）明确的心理价值导向何以重要

美好生活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向，体现了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共同旨趣,奠定了个人社会发展的价值基调。^[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下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体现，理应成为个体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道德评判的标准量尺。然而，这样的价值有没有可能被西方多元价值取向所动摇，从而使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想得到“合理化”解释？

西方心理学界承认并推崇多元价值取向，并将此作为心理学发展的根本思想。这种思想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心理学学科的繁荣发展，以致于国内个别学者视其为心理学“正宗”。^[5]但心理学的多元价值取向能否超越民族特性、文化特点的制约而成为权威的价值参照呢？或者进一步说，这种心理学的多元价值取向是否同样适应新时代的中国呢？一个基本事实是任何时代都有其主导的价值取向，这种核心价值能否深入人心取决于两点：一是取决于本身是否符合历史文化心理；二是是否能够指明本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6]第一点强调了价值的传承性问题；第二点突出了价值的科学性问题。这两点共同决定了奉行西方心理学多元价值为圭皋在当代不可能走的很远。

为何西方心理学推崇的多元价值取向在我国行不通？为何西方心理咨询行业所倡导的“价值中立”不能成为我国的广泛共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需要我们跳出心理学已有问题域，将其拓展至社会层面来考量。西方社会本质上属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7]在那里，人们通过教堂的礼拜仪式进行自我防御较弱的社会教化，实现以宗教教义明确底线思维，形成公民的自我行为约束；以超越世俗事务的精神共识来明确社会价值导向，形成公民的进取精神，最终形成了社会价值的基本框架。人们在框架之内学习工作，保证了主流人群的基本行为走向。^[8]。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也突出了节俭善行、克己奉公等教义对民众精神生活乃至价值追求的深刻影响。^[9]与西方不同，我国虽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整体指引，但核心价值观教育仍不如宗教仪式这般的参与度。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有着系统的价值观念，儒家的价值观念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中国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对“人在做，天在看”“多行不仁，祸及子孙”等话语的敬畏心理使人们形成了对自我行为的底线约束与对他人行为的“道德凝视”，从而进一步形成整个中华民族集体的行为参照与价值指向，促使我国社会治理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伴随西方先进技术的引进同时带来的西方文化正不断地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甚至发生了的阻断现象，致使个体的价值底线陷入前所未有的泥沼之中。

面对这样的文化现状，我们在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时势必要考虑价值导向的问题。如果一味强调价值中立，那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立极有可以将中国之发展推向另外一个极端。比如，对西方社会“自由、民主”的过分宣扬，对于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无条件”尊重接纳极有可能“引导”更多的个体出现自私自利，甚至为了追求自我价值而侵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的不断累积势必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般破坏整个社会的稳定性。十九大报告曾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突出强调了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现实意义以及社会教化后民众的应然之态。这与习近平多次强调的“幸福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艰苦奋斗来创造。”在内涵旨趣上高度一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参与国家综合治理的历史重任也正在于此。只有明确了正确的价值导向，才不致发生蝼蚁溃堤的危机。

二、角色转化：由疏导性角色向建构性角色的拓展

诞生于1879年的科学心理学明确了三项基本使命：一是治疗人的精神或心理疾病；二是帮助普通人生活地更充实幸福、有意义；三是发现并培养具有非凡才能的人。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现实需要及内生动力的双重作用下，心理学第一项使命即以病理学思维为主体的心理疏导角色得到空前发展，推向心理学呈现表面繁荣的“海市蜃楼”景象，而其它两项使命则被忽略。当然，可以清晰的看到，其它两项使命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的目标存在高度契合。因此，可以说，心理学从诞生日起，天然地具有社会服务的功能。

无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激发了人们对心理学服务国家治理的再度思考，即为谁服务，服务什么，如何服务？换句话说，心理学能否扛起重建我国人民强大精神家园的历史重任，进而实现个体，群体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如何拥有幸福的感受，进而助力个体的自我实现？以病理心理学为主体的心理学理论能否推广至普通大众，如果不能，如何发现或创造具有文化意蕴的本土心理学并合理使用？……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会指引我们推开通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前置条件的大门。前置条件明确清晰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下一项工作就是进行心理学学科本身的深化拓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内容的边界确定、功能的精准配置与载体的创新发展等角色的全面转换。

（一）心理学自身问题域的拓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心理学在社会意识、政策导向、文化碰撞、内生动力等多种力量的形塑下发生着深刻变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向优的渐进历程，形成了相对系统化的心理学理论基础与实践模式。然而，如果拨丝抽茧就会发现，我国心理学的整体演变深受西方心理学研究范式、理论依据、价值取向等的影响，其关注对象集中于个体发展。群体乃至社会层面的研究略显单薄，对于本土文化传统的关注更是鲜有探及。汪凤炎曾指出，很少有学者真正用心钻研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以及中国文化下心理与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一味地跟着西方心理学走，致使中国现代心理学只独于外在形式，内容上则成为“附庸”。这些从相关课题申请与核心论文发表中便可验证。^[10]

社会心理服务不仅包含原有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内容，还要上升到社会治理层面。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大致对应个体的成长关照以及相匹配的组织建设等，社会治理层面更突出社会群体的基本心态的培育。心理学在从个体的情感关照至社会心态的积极培育演化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定位。对于心理学学科来说，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至少应做好两大方面的调整。

一是心理观的变化。即跳出心理学原有的对个体生物属性的单方解释，重视文化，特别是不同文化背景下行为诠释的效果，突出心理学的文化意义建构以及未来的指向性问题。进一步说，任何的心理学研究都应置于已形成的文化积淀中，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也要置于中国的文化心理上。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构架，进行科学设计、系统分析，并将研究结果对照于中国文化中经典语录、俗语等，寻迹吻合程度，验证假设，修正理论框架，从而形成契合中国文化传统的本土心理学理论，逐步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最终接受多元范式重建与多元方法共济。

二是学科发展的变化。将心理学上升为国家治理层面是心理学科发展的一次重大的飞跃。心理学工作者在欣喜的同时，也要看到心理学研究范畴的局限。心理学应用范围较广，包括健康教育类、发展教育类、商业管理类、行业应用类等，呈现出有人就有心理学的特点。这是心理学繁荣的见证能够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大量的素材。然而这些分支类型都只是社会治理的单点，需要一门学科将其进行充分整合以便发挥其运筹帷幄的作用。相对而言，社会心理学专业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从概念、研究范畴上更为贴合，但也需要做好理论的系统整合与实践的向度把控。也就是说，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必须扩展其学科边界，关注更为宏观的社会群体，将美好生活与中国梦的实现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并从在实践中发挥其服务社会综合治理方面的能力。^[11]

（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边界确定

为什么要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伍麟等认为其建设至少具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缓解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现阶段，我国社会分层初步显现，社会流动趋于缓和，部分群体存在社会情绪激增的现象……这些问题如不加以精确疏导极有可能产生群体性事件；二是创新社会治理路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构旨在借助心理学理论，依照心理规律缩小社会治理成本；三是提升个体生活的主观感受。^[12]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要肃清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消极思想，纠正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佛系”“愤青”等亚文化现象，提高人民美好生活获得的敏感度。以上三点都是从当今社会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清晰地呈现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构建过程中须履行的职责。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现阶段突出的问题。矛盾的转变也预示着化解矛盾观念、路径等的嬗变。从观念上来说，我们不仅要看到群众对于物质层面的诉求，也要看到群众精神层面的心理需要。从路径上来看，如何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积极、高效嵌入基层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仍需要进一步细化，即使西县政府信访治理提供了鲜活的范例，^[13]但这只是一个典型例子，并未形成模式化，并不是可供大面积推广的“教材”。当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绝不限于此，真正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不仅要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疏导，更多的是以要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改变政府、企业、学校、个体整体的精神面貌，消除民众间可能产生的隔阂。对于已经产生的诸如“佛系”“愤青”等亚文化现象，能够从心理过程的视角看清其产生的心理机制，打通其“任督二脉”，以杠杆之力解决其精神困惑。^[14]同时从意识结构的角度入手，疏通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后一公里”，重新恢复其思想统领地位。^[15]

尽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构初衷旨在缓解社会心理矛盾、缩小社会治理成本，但这只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社会层面。对于个体层面来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仍要继续完善已有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解决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激烈的社会变革、强制的法规实施及个体的内生动力等相互激烈碰撞挤压下可能演化出的各类心理问题。心理学工作者更要深化对《精神卫生法》《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伦理守则》等法律约束性条文的辨证理解，同时提升心理测评、临床评估、心理辅导等系列技能操作，不断突破固有的、相对系统的知识体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普遍指导意义的学科体系。

（三）社会心理服务功能的精准配置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围绕着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而动态地发展。如果把以心理咨询为主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看作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根本，看作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镇店之宝”，这显然是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性理解。心理健康教育服务就其本质来说仍然属于基于病理性的补救性功能发挥，其强调的更多是疏导作用。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必须实现自身功能的迭代演进，以符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初衷。基于此，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功能应按照战略功能、治理功能与补救功能的前后顺序排列。这也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从落地生根，到茁壮生长的根本出路。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战略功能是指其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能力。这是“应然”存在但较少被关注的功能类型。也就是说，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构本身就应具有战略意义与战略价值，能够解决重大发展战略中群体共识问题，从而以“软力量”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企图通过片面的理论阐述、扭曲的新闻报道等来瓦解中国人民的价值信仰，进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根基，以达到全面拖垮中国梦的实现。^[16]西方势力通过多种途径对中国施以“干涉”，如果悉心梳理这些行径就会发现，借助心理学进行文化渗透、价值转化不仅相对容易，而且容易造成永久性伤害。比如，将自由与尊重进行“硬性”关联，就极易形成这样的“错觉”，即对个性的尊重就等同于对权威的“屈服”，这样的“屈服”必将以个体自由丧失为代价。如果个体将“错觉”作为真理就会充满“挑战精神”，对其建立在所学知识和社会共识上形成的价值，甚至对传授知识的师者产生质疑，从而与我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亲其师、信其道”相违背。这不仅影响个体形成正确的价值体系，甚至连个体人格完整性都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样的个体注定无法服务于国家的发展战略！所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战略功能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个体明辨是非，重拾对主流价值意识的认同。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治理功能是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功能。需要指出的是，“战略功能”与“治理功能”统一于服务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二者在某种情况下存在着交集，但在实施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战略功能更强调未来的全局谋划，治理功能更突出当前现象的系统整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从2017年的提出至试点的建设已历经6年，就其实践现状来看，仍无法突破旧有“心理健康服务”与突发状况下的“心理干预”的框架。^[17]突发情况下的“心理干预”就其本质上来说仍然属于“心理健康服务”范畴，离社会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社会心理服务治理功能的实现至少应包括对公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耕及对扭曲价值的正向重塑；基于民情、民意等了解上的社会心理引导；个体的积极关注及正确教育观念的培植，等等。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补救功能体现心理学原有“介入式心理干预”之心理疏导形象，然而随着心理学的角色转化，其还应体现“预防式心理建设”之建构本色，从而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来减少消极心理的发生，缓解“介入式心理干预”的压力，促进整体社会进入更广泛的良性循环之中。预防式心理建设至少需要囊括以下三点：一是确定个体成长关键期的教育思想、原则、内容，明确教育途径、把握教育弹性。二是开展系统的家庭教育，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三是对心理学现象的专业化解读，避免误入歧途。

（四）社会心理服务载体的创新发展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载体围绕着国家治理的实践活动同步扩展。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体系主要体现在相对开放的课堂教学、相对“封闭”的个体或团体咨询。这些载体是历经百年实践而得出来的相对“正统”的实践形式，在心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如今，心理学不再是“私下”的工作，而是要“正大光明”的开展系列工作。这就需要将社会服务体系的载体进行创新拓展，使之既能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有效支撑，又能够推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现代化发展。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要求载体上升为社会层面。这点可以参考与国家治理保持高度同构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它的载体主要包括课程教育、理论宣讲、实践活动、大众传媒等。^[18]这些载体的长期运用奠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统领性地位。如何能够巧妙运用这些载体来服务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考验着心理学者的智慧。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载体使用应依据治理功能的不同而进行科学的、合理的运用，明确其使用边界。

三、实施路径：战略、治理、补救三种功能下的系统设计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在明确其实践前提后，要以整合的基础思维，以系统论的基本方法对体系内各功能、各要素等进行总体设计、科学布局，使其能够有效衔接、积极运转，最终形成相对合理的机制，进而发挥其应有之效用。

（一）从战略高度进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整体设计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不宜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本思路，应从国家发展的战略角度进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需从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系统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定位确认，社会心理服务的制度体系建设三个维度来做好谋篇布局。

第一，明确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系统构建的现实意义，做好人文基础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依赖本土心理理论的建设程度。由于心理学的理论更多的指向于个体的成长，更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更易对个体或群体产生持久性影响。因此，心理学学科对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相对其它学科更加迫切。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未其构建提供了基本的理念与思路，^[19]进而助力心理学学科的整体大发展。

第二，明确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定位与功能的逻辑关系。虽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构目标是为了从心理学的视域纾解个体或群体性矛盾，纠正不良的亚文化现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但其同时也肩负着民族发展的重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不是补救性功能的大范围发挥，其重点工作是对民情、民意等的科学了解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心理引导，核心工作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确立、相匹配的文化理念熏陶、新时代人的价值科学引导等。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构旨在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涉及民族发展的前瞻性指引恰恰能够开启解决当下问题的全新思路。各级社会心理服体系建设者要明确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功能定位，在政策文件制定时保持高度统一，认清其在国家治理中的现实意义，主动作为，迎难而上。

第三，加强社会心理服务制度体系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事关中国梦、美好生活的实现进程。旧有的心理健康服务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活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构建要充分体现权威主义、全面主义的特点，要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要明确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责任主体和执行主体，形成结构清晰、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思想统一、目标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责任分工时要了解各部门的现有工作，做到与现有工作进行紧密衔接，避免出现“文不对题”“无从下手”的尴尬局面。

（二）从治理角度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闭合循环

作为国家治理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必须聚焦于全体民众，了解其所言，掌握其所想，进而解决群体性、普遍性社会心理问题。因此，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应遵照民意监测、动态分析、价值引领、科学反馈，再进行民意监测的思路来进行。民意监测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对政府不同部门现有监测系统的进行科学整合，采用大数据等手段进行样本分析；二是依托科研机构，进行大范围的乡野调查；三是关注特殊群体的心理诉求，如非正常上访群体等；四是充分利用大众传媒中有广泛影响的媒体，强化与其深度合作，迅速掌握社会情绪。四方面协同作用，形成智慧型的民意监测系统。

动态分析是社会心理服务的关键一环，如果分析出现纰漏，定将演化出新的社会问题。动态分析至少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从历史进程与个体成长的角度进行分析，将群体心理置于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进行考察，将群体核心人物置于个体成长的背景中去了解；二是剥离分析者主观臆断，将个体的负性情绪与事物评价区分开；三是注重分析方法与态势预估的紧密结合。比如在艾森豪威尔矩阵的基础上进行事态预警级别划分，从而为分阶段、有主次、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提供基础。

价值引领并非是让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倒背如流”，而是要通过系统的操作将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这里的价值引领至少应做好三个向度：一是以心理学的视角对国家治理成就进行阐述，提升民众的感受力。对于治理成就的解释决不仅仅包涵重大疫情出现后的心理应对，其核心还在于建立一套逻辑自洽、催人奋进的话语体系，横跨历时与共时双向维度，进而坚定人民对国家治理的认同。二是从个体超越角度对国家治理主体进行价值引领，提升民众的行动力。国家治理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尤其是公职人员，对其进行价值观引领不仅仅要强化马斯洛自我实现等思想，活出生命的意义，还在于纠正“舍己为人”等容易引发误解的价值参照，从而坚定国家治理的信念。第三以文化复建角度对国家治理进行基础夯实，提升民众的思考力。尽管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受过文化精英痛批，在彻底扬弃的过程中仍能看出其价值发掘的巨大潜力。^[20]文化复建的深层意义就在于可以让民众以自身的智慧自发地辨别诸如“糖衣炮弹”的文化的侵蚀，从而稳定国家治理的根基。

科学反馈中的反馈是信息科学中的重要概念，是指系统将信息作用于对象后产生的结果再输送回来，并对信息的再输出产生影响，进而实现预期目的的过程。科学反馈主要把握信息的敏感度、准确性、效用性三个维度。从敏感度来讲，能否察觉出特殊群体的发展动向，比如，农村留守群体特别是留守儿童的群体的状况。从准确度来讲，能否及时准确的对事态进行操作，比如，将（学生上课睡觉被叫醒，学生辱骂老师等）触及人性、价值底线的片面报道，改为（学生上课睡觉，教师叫醒的N种方式等）引发思考，提供行为参照的论述。从效用性角度来讲，科学反馈一定要服务于民意的再监测、动态的再分析、价值的再引领，进而形成闭合循环。

（三）从补救视角强化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精准服务

从治理角度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闭合循环并不意味着放弃或丢掉心理学的补救功能。心理学补救功能的发挥，换言之，对个体心理的及时疏导仍是心理学发展的动力之一。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恰恰强调了更高效、精准的服务机制建设。

高效的社会心理健康服务需要建立集价值引导、心理疏导、行为干预为一体的服务机制。对于价值引导来说。政府可邀请德艺双馨的心理学家、思政专家、娱乐工作者等合作制作以战胜挫折等为不同主题的宣传片，借助新型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大范围播放，帮助个体了解生命价值及人生意义。对于心理疏导来说，一方面要坚守行业基本道德，加强对不良媒介的监管力度，最大范围的减少个体情绪波动；一方面要做到尽量采用本土化的心理咨询方法进行个体疏导。对于行为干预来说，不仅要看到童年经历、生活事件对个体成长的影响，更要关注个体心理干预的基本目标，不能通过短暂的内心舒适换取长期的社会退缩。

精准的社会心理健康服务需要处理好常态化与非常态化的关系。对于常态化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来说，可以进行团体分层分类与个体专业辅导相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对于咨询师来说，不仅要研究心理技术本身，也要关注心理咨询的个体期望、心理咨询师的优势特点和咨访关系的建立程度等，更要重视咨询以外的人文关怀、价值引领的对来访者的长期影响。^[21]非常态化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尤指重大突发事件后的心理疏导。虽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灾害和安全问题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应急处置操作、规范的更新迭代，倒逼了心理健康服务理念、标准的重新定义，但社会心理的精准服务更强调积极介入、有序开展、高效疏导，并借此提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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