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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库:文化的拥挤与空荡(四)

罗氏的出身并不显贵。在那个时代,在江浙一带,大富大贵者多如河鲫。罗氏的背景简直是太普通了。他一向自称浙江上虞是祖籍地,其实罗氏祖上的这一支嘉庆年间就从上虞老家迁出了。罗氏的高祖父罗敦贤因系庶出,祖遗产业养不了家口,只好携家流寓江苏淮安。他曾经做过绍兴师爷,至晚年告老还家,得了一笔钱,为糊口而弃文经商,终于发了财。罗氏的祖父名叫罗鹤翔,曾官居高邮州知州。罗氏的父亲名叫罗树勋,一直呆在淮安城内,守着田产,兼做典当质押生意。由于自己不会做,委托别人做又找不到合适的,不几年就已负亏累累。幸而捐过候补县丞,为了避债,竟一个人到远隔家门的江宁做县丞去了。

按说,罗氏应入淮安籍。可他始终没有入。为什么不入?罗氏生前从未说过一字。他的孙子罗继祖认为,一是上虞要比淮安有名贵之气,与上虞比,淮安向来不是个冠盖簪缨集中的地方,市间多大商大贾之家。罗氏一生最不喜欢专门爱盘算钱的人,而淮安人多属此类,与其心性不符。二是罗氏对淮安人的生活习惯也看不上,对富有人家讲究吃喝穿戴或者打牌听戏也最瞧不起。这两点理由,已足够充分了。再反观罗氏,他的确是一个读书狂工作狂,看与罗氏交往笃厚的朋友,果真也没有一个嗜钱好玩之徒。

罗氏的学问根植于童年。他四岁识字,五岁入塾,十五岁读完经书,十六岁考上秀才。父亲找瞎子算过命,瞎子说,罗氏命里应得科第。可罗氏两试不中,从此便绝迹科场,专心学问。正因为罗氏未考过举人进士榜眼探花,所以就未能像曾国藩、张之洞们那样当高官享厚禄。大清一朝,罗氏的官阶不过五品,最大做到学部参议、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然而,在1934年出版的《近代二十家评传》里,著名史学家王森然却将罗氏列入其中。罗氏虽属自学,却做出了许多别人没有做也做不出的事情。在我的印象中,罗氏的执着和自觉,简直就像田野里的牛。谁也没号召或命令他这么做,可罗氏就为我们这么做了。

 

文化是需要发现的。当年,在《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家里,罗氏第一次看见了甲骨文残片。彼时,刘氏只是一个藏家,而不是古文字家,所藏的甲骨又都是从王懿荣手中买到的。这些甲骨文残片让罗氏欣喜若狂,他先是帮助刘氏印出一本《铁云藏龟》,此后便沉入对甲骨文的搜讨和考证之中。对甲骨文孜孜以乐的罗氏,并不满足去刘氏家里看,他还出资派家人到河南安阳殷墟去收集挖掘,居然有了上万片收获。

于是,罗氏在日本京都住学的八年中,其所著《殷商书契考释》成为世界甲骨学首部重要著作。就是这本书,让罗氏成为最早认识甲骨文价值的人。如今所能看到的甲骨文字有八千多个,其中由罗氏识认出来的字就有五百多个,他也是当今世界上个人识认甲骨文最多的一位。后来,罗氏由研究甲骨文,而喜爱用甲骨文书写,所以,他还是第一个以甲骨文体写书法的人。在中国,研究甲骨文的三大家是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素有三堂之称,而罗雪堂自在王观堂、郭鼎堂之上。

文化是需要引进的。罗氏自小在城里长大,对乡村生活并不熟悉,他对农桑的了解也多从书本里获得。读过《齐民要术》、《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之后,他便记住了农为邦本、不仕则农这条古训。之后,当他读到了欧洲人写的农书,眼前更是打开了一扇亮窗。想想自家前程,既对科举绝望,那就中西兼采,以西法改革中国农业吧。一为国计民生,二也为自己打算。正是这个念头,让罗氏成了中国近代农学史的开创者。

那是1899年,罗氏到上海创设学农社,并创办《农学报》。上海是通商码头,风气早开,各种学社和报馆林立街头。罗氏发现,遍地可见洋泾浜,就是没有农字参杂其中。罗氏想大量翻译日本农学书籍,于是聘来了日本人藤田丰八,这是他第一个异邦朋友,也是第一次跟日本人接触。可只有一个藤田丰八不够用,就自己创办了一所东文学社,招生学东文,目的也是为农所用。由兴农学而办教育,让罗氏有了不小的知名度。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罗氏是个人物,就邀他去主持农务局并兼农校监督。两广总督岑春煊也知道他了,聘他去做教育顾问。最后是盛宣怀找到了他,让罗氏去任上海公学虹口分校监督。

1906年,光绪皇帝派大臣访欧,大臣们回来后,皇帝便决定效仿西欧的办学方式,废除了中国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各地兴办洋式学堂。罗氏恰在此时应诏入京,先是在学部参事厅当行走,后升为参事官。此间,罗氏曾有过一次去日本视学的机会。他虽梳着清朝的辫子,穿清朝的官服,却以日本为桥梁,把国外先进的教育方法带回到中国。

文化也是需要抢救的。罗氏是中国近代档案学创立者。清内阁当年有一座大库,专门存放历朝历代的档案典籍。辛亥革命那年,皇帝降旨烧毁清内阁大库档案典籍,那些已经卖给故纸商的史料,罗氏居然以三倍的价格全买了下来,一共装了八千麻袋,把它们存放在彰义门外的善果寺里。

八千麻袋,日后就成了与罗氏有关的一个故事,成为罗氏生命的一部分。此后不论走到哪里,即使举家在海内外徙转之时,在罗氏的后背上,总驮举着这煌煌的八千麻袋。罗氏的大云书库,实际上就是为这八千麻袋建的。留居日本期间,罗氏曾悉心地为这几十万册书籍做过四本厚厚的目录。

其实,罗氏的功绩岂止是抢救了内阁大库档案,他还曾最早整理了出土于1908年的汉晋木简,最早整理了出土于1922年的汉灵帝熹平年间立在洛阳太学门外石经上的残字。另外,他还千方百计地刊印传布了已被欧洲人掠走的敦煌石室藏书窟中最精华的卷子本古书和佛经……

难怪王森然在那本书里说:近八十年间,我国新发现的史料有四:一、殷墟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石室遗书;四、内阁大库档案。一谈到整理这四类材料,能为人们所利用的,罗振玉应该居首功。

上述所列,可能就是罗氏最让后人不能忘怀的原因吧?

编辑: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