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在鸿胪井刻石上写字的人，也是清代官员，名叫刘含芳。

19世纪末，清廷决定在旅顺口建北洋军港。一度孤寂的黄金山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数以千计的民工和士兵，在这里大兴土木，建大坞，筑炮台，砌厂房，修自来水管道，只用十几年时间，就把这里建设成北洋之重镇，京津之锁钥。

然而，这座花千万巨资建起来的东方第一要塞，在甲午年的战火里却不能作一日之守。见大清败局已定，马关条约已签，俄国便与德法两国一起站了出来，逼日本退出辽东半岛。

那是1895年冬，登莱青道员刘含芳奉命赴旅顺口，代表清政府前来勘收失地。在此之前，他派一个名叫顾元勋的官员先来这里打前站，因而有了为遇难者修万忠墓之举。在勘收失地的路上，当刘含芳看见威海、旅顺口、大连湾皆成一片焦土，竟痛哭失声不能自制，眼病旧疾也犯得更重了。

某日，刘含芳来黄金山巡察，偶然发现了一块巨大的刻石，看过上面的汉字，再看刻石旁边的古井，即认定这是《唐书》所记的鸿胪井。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当地官员请来最好的工匠，打制了一座石亭，覆盖于刻石之上。

石亭正面，以正书题刻了三个字：唐碑亭。落款：奉天金州王春荣监造。为了记录此事，刘含芳在刻石左侧小心添刻了一段文字：

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三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己未冬，前任登莱青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在旅顺口，我随时随地都能听到人们说起刘含芳。他是安徽贵池人。咸丰初年，随曾国藩帐下；同治元年，入李鸿章幕内。1883年，淮籍同乡李鸿章调他来旅顺口，任港务工程局会办，也就是给工程局总办袁保龄当助手。

1886年，在建港工程最紧张的时刻，一把手袁保龄突然得了重病，李鸿章便让二把手刘含芳主掌全局。1890年，当法国人交工告成，刘含芳便与北洋提督丁汝昌、按察使周馥、天津海关道刘汝翼一起，验收工程，结算账款。

1891年，清廷命刘含芳离开旅顺口，去甘肃当道员。李鸿章知道，建港工程虽完，却还有许多乱事需要收尾，便急忙奏请皇上，费了许多口舌，总算将他留住。翌年，清廷再次调他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即使这样，刘含芳还是以各种借口拖了一年多。

谁都知道，在李鸿章的嫡系中，贪官多，清官少，刘含芳属清官之列。可以看出，他舍不得离开旅顺口，因为他在这里毕竟呆了十一年之久。其间，他既是建港工地的总指挥，也是文物局长。黄金山下的前朝旧迹，不算鸿胪井在内，他还主持重修过天后宫、显忠祠和黄龙墓。

1895年初，北洋海军舰队缩守刘公岛，丁汝昌曾再三通过刘含芳向朝廷求救告急。然而，尽管刘含芳忧心如焚，替丁汝昌数次催促，援军却迟迟不至。彼时，身为登莱青兵备道的刘含芳坐镇烟台，眼见危机正步步逼近，就连驻在这里的各国领事都上门劝他撤离，刘含芳却始终不动。有人再劝，他竟把一只浸了砒霜的鸡腿扔在地上，唤狗来吃，狗立刻毙命。刘含芳说，谁再劝我走，我就吃了此鸡腿。领事们见他已报必死之心，也就不再多言。可是，读甲午战争史，一直没读到这个感人的细节，这却是刘含芳生命中最打动我的地方。

此后，就有了这场特殊的勘收失地之行，有了给鸿胪井刻石覆亭记事之举，这是刘含芳最后一次踏入旅顺口，也是他给旅顺口留下的最后一段佳话。我就想，在那样一个混沌无序的时代，刚刚经历过那样一场奇耻大辱的战争，内心积蓄了那么深刻的伤痛，身上又带着那么危重的顽疾，他却一定要为旅顺口安顿好这块珍贵的鸿胪井刻石，旅顺口怎能不念他的好呢？怎能不感他的恩呢？若以刘含芳为镜，今天的中国官员，又有几个敢上前照一下自己？

1898年冬，因病重而辞官归乡的刘含芳，在老家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只比老搭档袁保龄多活了十岁。袁氏活着的时候，战争还没有发生，四十八岁本来正值英年，竟在旅顺口因气累交加而死。刘氏见过北洋的覆灭，他的病和死，却因屈辱和痛苦而致。

编辑：张琦